楔形文字是约公元前3600/3500年由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首创的一种书写体系。它被认为是苏美尔人众多文化贡献中最重要的一项，也是苏美尔城邦乌鲁克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乌鲁克于约公元前3200年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楔形文字，从而为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
“楔形文字”一词源自拉丁语 cuneus，意为“楔子”，因其书写笔画呈楔形而得名。在楔形文字中，书写者使用一种精心削制的书写工具——即芦苇笔——在湿润的黏土上压出楔形印记，这些印记最初代表词符（象形符号），后来发展为音符号或词义概念（更接近现代对“词”的理解）。美索不达米亚所有主要文明都曾使用楔形文字，直至公元前100年后的某个时期，它才被字母文字所取代。这些文明包括：
- 苏美尔
- 阿卡德
- 巴比伦
- 埃兰
- 哈梯
- 赫梯
- 亚述
- 胡里安
当美索不达米亚的古代楔形文字泥板于19世纪晚期被发现并破译时，它们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历史的理解。在这些泥板被发现之前，《圣经》被视为世界上最古老、最具权威的书籍，而人们对古代苏美尔文明则一无所知。
德国语言学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格罗特芬德（Georg Friedrich Grotefend，1775—1853）于1823年之前率先破译了楔形文字，其后亨利·克雷兹维克·罗林森（Henry Creswicke Rawlinson，1810—1895）于1837年破译了贝希斯敦铭文（Behistun Inscription），此外，爱德华·欣克斯牧师（Rev. Edward Hincks，1792—1866）与朱尔·奥佩尔（Jules Oppert，1825—1905）的研究也推动了这一领域的发展。
然而，杰出学者与翻译家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1840—1876）于1872年翻译了《吉尔伽美什史诗》，对楔形文字的理解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译解使得其他楔形文字泥板得以被更准确地解读，从而颠覆了当时对《圣经》版本历史的传统理解，为近东历史展开了学术性与客观性的探索之路。
早期楔形文字
最早的楔形文字泥板，被称为“原始楔形文字”，是图画式的，因为它们所涉及的主题更为具体和可见（例如一位国王、一座宫殿、若干羊只），并且是为了满足长途贸易中沟通的需求而发展出来的。这些早期作品属于行政性质，内容包括物资清单、交易记录、收货凭证或发货账单。当时并不需要复杂的文学作品，因为所需的无非是了解所运货物的种类与数量、价格以及卖方的姓名与所在地。学者杰里米·布莱克（Jeremy Black）对早期楔形文字评论道：
在公元前四千纪晚期书写首次出现于伊拉克南部之后的数百年间，它仅服务于行政功能。楔形文字是一种辅助会计与官僚记忆的工具，而非高雅艺术的载体。
(xlix)
约公元前3200年，乌鲁克城中的这些早期图画符号逐渐被音符号（表音符号）所取代。到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900年至约公元前2350/前2334年），楔形文字在复杂性上已有进一步发展——因为一旦书写技艺被掌握，人们便发现了更多想要表达并流传后世的概念。自从书写被发明之后，古代苏美尔人便试图记录几乎所有的人类经验。
这些经验中自然有一部分涉及人类的起源，进而引申出所有其他事物的起源。女神尼萨巴（Nisaba）——原为农业神祇——随着书写的发展，转而成为书写与账目之神，甚至成为众神的文书。由于书写主题日益抽象（如诸神的意志、创世、来世、对永生的追求），文字也变得更加复杂，以至于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便需要对其进行简化。
泥板上的符号被简化，笔画的运用开始传达“词义概念”（如“荣誉”）而非“词符”（如“一个光荣的人”）。书面语言进一步通过“画谜原则”得到完善——即提取某一符号的音值，用以表达语法关系和句法结构，从而确定含义。关于这一点，学者艾拉·斯帕（Ira Spar）解释道：
这种解读符号的新方式被称为‘画谜原则’。在公元前3200年至前3000年间的早期楔形文字中，仅能找到少量使用此原则的例证。而这类表音文字的一贯使用，直到公元前2600年之后才变得明显。
这标志着一个真正书写体系的开始，其特征是词符与音符号（代表元音和音节的符号）的复杂结合，使书吏能够表达思想。到公元前三千纪中期，主要以泥板为载体的楔形文字已广泛用于经济、宗教、政治、文学和学术等各类文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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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形文字的发展
人们不再需要费力解读象形符号的含义，而是直接阅读词义概念，这更清晰地传达了书写者的意图。书写所使用的字符数量也从一千多个减少到六百个，以简化和明确书面表达。学者保罗·克里瓦切克（Paul Kriwaczek）提供了一个极佳例证来说明这一点。他指出，在原始楔形文字时期：
迄今所设计的不过是一种记录物品和物件的手段，而非一套书写体系。一条‘两只羊——神庙——女神伊南娜’的记录，完全没有告诉我们：这些羊是送往神庙还是从神庙接收的，它们是屠宰后的胴体还是活畜，也未提供任何其他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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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形文字发展到足以清晰表达的程度——沿用克里瓦切克的例子——能够明确表明那些羊是送往神庙还是从神庙而来、出于何种目的，以及它们是活畜还是已屠宰的牲体。在早王朝时期，书吏学校得以建立，用以保存、传授并进一步发展书写技艺。
这些学校被称为埃杜巴（edubba，意为“泥板之屋”），最初设立于私人住宅中并由其运营。早期每所埃杜巴的规则由教师（主管）自行制定，且执行严格。后来，埃杜巴发展并传播至整个苏美尔地区，转而设立在专门用于教育的建筑中，并配有标准化的课程以及适用于所有学校的统一规章。
上层阶级的男孩（有时也有女孩）约在八岁时进入埃杜巴，此后继续学习长达十二年。课程从最基本的操作——握持湿润泥板与书写笔——逐步进阶到拼写单词，进而造句。楔形文字的书写并非简单地握着一块泥板按压即可完成；书写者须在书写过程中不断转动泥板，以确保印记方向正确。
学生们首先被教授如何清晰地刻出垂直、水平及斜向的楔形笔画，并反复练习，直至掌握正确的深度与尺寸。在熟练操控泥板与书写笔之后，学生便开始学习表意字符，进而造句。在掌握书写技艺的同时，学生还接受数学、会计、历史、宗教及本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教育。学者塞缪尔·诺亚·克莱默（Samuel Noah Kramer）评论道：
为了满足这一教学需求，苏美尔的书吏教师们设计了一套主要以语言分类为基础的教学体系——即他们将苏美尔语按相关词汇与短语分组，并让学生背诵和抄写，直至能够轻松再现这些内容。
在公元前三千纪，这些‘教科书’变得越来越完备，并逐渐在苏美尔所有学校中趋于标准化和统一。其中包括长长的树木与芦苇名称列表；各类动物（包括昆虫与鸟类）的名称；国家、城市与村庄的名称；以及石材与矿物的名称。
这些汇编显示出对可称之为植物学、动物学、地理学和矿物学知识的相当程度的了解——这一点直到现在才开始被科学史家所认识到。
(History, 6)
学生们按阶段逐步推进学业，直至达到“四部组”和“十部组”的层级——这些作品需反复研读、背诵并抄写。“四部组”包含较为简单的文本，其中包括《尼萨巴赞美诗》；而“十部组”中的文本在行文与含义上都更为复杂。
完成“十部组”之后，学生还需掌握更为复杂的作品方可结业，例如《一位督学致年轻书吏的忠告》或《阿加德的诅咒》。无论难度高低，这些作品结尾通常都包含对尼萨巴的赞颂，以感谢她的灵感启迪与鼓励。
经过这一循序渐进的过程，文学不仅得以发展，而且得以以书面形式接受评论与批评；同时，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与文化在各个时期的历史也因此得以保存。到了女祭司兼诗人恩赫杜安娜（Enheduanna，约公元前2300年）的时代——她在苏美尔城邦乌尔写下了著名的伊南娜赞美诗——楔形文字已足够精密，能够传达诸如爱与崇拜、背叛与恐惧、渴望与希望等情感状态，以及书写者之所以产生这些状态的确切缘由。
楔形文字还能表达人类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死后生命的希冀、世界创世的传说、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神明似乎辜负了人的希望与期待时那种存在意义上的绝望之痛。楔形文字以有形的形式，在历史上第一次完整地表达了全部的人类经验。事实上，楔形文字可以被视为人类历史记录的开端。
楔形文字的破译与影响
美索不达米亚的伟大文学作品——如《阿特拉哈西斯》、《伊南娜下冥府》、《埃塔纳神话》、《埃努玛·埃利什》以及著名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均以楔形文字写成，在19世纪中叶之前完全不为人知。直到乔治·史密斯、爱德华·欣克斯牧师、朱尔·奥佩尔和罗林森等人破译并翻译了这种文字，它们才重见天日。克莱默写道：
刻在这些泥板与残片上的文学作品数以百计，长度不一，从不足五十行的赞美诗到近千行的神话不等。作为文学作品，苏美尔的纯文学在文明人的美学创作中居于高位。
它们与古希腊和希伯来的杰作相比并不逊色，并且如同后者一样，反映了一个古代文化的精神与智识生活——若非如此，这些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将始终不为人知。它们对于正确评估整个古代近东的文化与精神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Sumerians, 166)
尽管如此，如前所述，这些作品在19世纪中叶之前完全不为世人所知。罗林森对美索不达米亚文本的译解最早于1837年提交给伦敦皇家亚洲学会，并于1839年再次呈报。1846年，他与考古学家奥斯汀·亨利·莱亚德（Austin Henry Layard）合作，参与了尼尼微的发掘工作，并负责对该遗址发现的亚述巴尼拔图书馆中的文本进行最早期的翻译。
爱德华·欣克斯专注于波斯楔形文字的研究，确立了其书写模式，并在识别元音等方面作出了贡献。朱尔·奥佩尔则确定了楔形文字的起源，并建立了亚述楔形文字的语法体系。乔治·史密斯负责破译《吉尔伽美什史诗》，并于1872年因发现并翻译其中美索不达米亚版本的大洪水故事而闻名——在此之前，这一故事被认为是《圣经·创世记》所独有的原创内容。
在楔形文字被破译之前，许多圣经文本曾被认为是原始独创的。人类的堕落与大洪水曾被理解为上帝向《创世记》作者（或作者们）口述的人类历史中的真实事件；但此后它们被确认为美索不达米亚神话，而希伯来书吏则在《埃塔纳神话》与《阿特拉哈西斯》的基础上加以润色和改编。
《圣经》中伊甸园的故事现在可以被理解为源自《埃努玛·埃利什》及其他美索不达米亚作品的神话。而《约伯记》——远非关于个人无辜受难的真实历史记载——在更早的《卢杜尔-贝尔-内梅基》文本被发现后，现在可以被视为属于美索不达米亚文学传统中的一个常见母题，因为该文本叙述了与此相似的故事。
《新约》福音书中作为一种新颖概念呈现的——一位死去并复活的神明，下到冥界而后重返生命——如今被理解为一种古老的原型，最早在美索不达米亚文学作品《伊南娜下冥府》中就已得到表达。
圣经（包括福音书）中众多叙事的范型，如今皆可借由美索不达米亚“纳鲁文学”（naru literature）的发现来重新解读——这类文学选取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在其成就基础上加以渲染和润饰，以传达重要的道德与文化信息。
如前所述，在此之前，《圣经》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书，《雅歌》被视为最古老的情诗；然而，楔形文字的发现与破译彻底改变了这一切。如今，世界上最古老的情诗被认定为《舒辛情歌》（The Love Song of Shu-Sin），其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2000年，远早于《雅歌》的成书时间。这些认知上的重大进展，皆归功于19世纪被派往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学家与学者——他们原本的使命是通过实物证据来佐证《圣经》故事，然而，事实上他们所发现的，恰恰与他们奉命寻找的东西相反。
结语
罗林森与其他亚述学家（其中包括T.G.平奇斯和埃德温·诺里斯）共同引领了美索不达米亚语言研究的发展。他的《古代巴比伦与亚述楔形文字铭文》及其他著作，在19世纪60年代出版后便成为该领域的标准参考文献，至今仍受到学术界的尊重。
乔治·史密斯被公认为一流学者，于1876年在前往尼尼微的野外考察中去世，年仅36岁。史密斯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楔形文字翻译家，二十出头便为破译这种古代文字作出了首批贡献。他英年早逝，长期以来被视为19世纪楔形文字翻译推进中的重大损失。
美索不达米亚文学对后世书面作品产生了深远影响。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学母题可见于埃及、希伯来、希腊和罗马的作品之中，并通过受其影响的《圣经》叙事，至今仍引发共鸣。当乔治·史密斯破译楔形文字时，他彻底改变了人类理解自身历史的方式。
关于世界创造、原罪以及人们长期赖以生活的许多其他教条的传统版本，都因美索不达米亚——主要是苏美尔——文学的揭示而受到挑战。自楔形文字的发现与破译以来，关于文明史与人类进步的认知，已较两百年前的理解发生了根本性的修正；而随着更多楔形文字泥板的发现并为现代人所翻译，预计还会有进一步的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