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关于性别认同以及酷儿社群民权的议题是一个相对新近的现象，“同性恋”和“异性恋”这两个词也是。在古代社会，同性和异性情侣没有区别，他们被同等接受。
“同性恋”和“异性恋”这两个词是19世纪的现代构建，由奥地利作家卡尔·玛利亚·科特贝尼（1824-1882）创造，首次出现在1869年一本反对普鲁士定罪同性关系的鸡奸法的小册子中。科特贝尼是一名未出柜的男同性恋，他青年时期失去了一位挚友，后者被发现是同性恋后遭遇勒索自杀。在当时，同性关系通常被定义为变态，科特贝尼的后续著作试图消除这种污名。
这本小册子是匿名出版的，但这些术语被博物学家古斯塔夫·耶格收录在1880年的著作《发现灵魂》中，随后又出现于精神科医生理查德·凡·克拉夫特·埃宾1886年出版的《性精神病态》，后者1890年被翻译成英语。这些词后来被内科医生与作家霭理士（1859-1939）普及。尽管同性关系在科特贝尼之前已经被承认，他却是最早主张性偏好和性别认同为天生而非选择的人之一，他们以古代伟大的男同性恋英雄为例，指出同性恋男人不应与柔弱画等号。
现代和古代历史都讲述了许多酷儿的故事，但他们的性取向要么被轻描淡写，要么被置若罔闻，因为在基督教兴起后的世纪中，同性恋一直被看作一种可耻的罪恶。19-20世纪前，任何关于柏拉图、亚历山大大帝或其他著名人物的讨论都不会长时间甚至根本不停留在他们的性取向上。这个范式如今已有好转，使我们能够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过往以及酷儿社群对历史的贡献。
以下只是酷儿社群相关史料的一个小样本。尽管他们似乎向来都被视作不同性别的人，在某些文明里，这意味着他们被神灵提拔，而在另一些文明里，这种差异似乎并不重要，或者男同性恋关系被认为更优越，例如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某些时期那样。下述例子来源于跨越几千年的多个文化，它们在认可、接纳酷儿社群方面不谋而合。
伊南娜崇拜中的跨性别神职人员
伊南娜是一位受人爱戴的美索不达米亚神祇，她后来以伊什塔尔的名字闻名，她的神职人员是双性恋和跨性别者。学者科林·斯宾塞指出：“有些次级女祭司同时也是音乐家、歌手和舞者，她们中有些人是既和女性又和男性交媾的指派男性”（29）。自我阉割的跨性别女性被称为“库尔加拉”；自我认同为男性的指派女性被称为“伽拉图尔”。伊南娜/伊什塔尔是爱、性、战争和生育之神，人们认为她通过神力转变了这些人，他们被视作她的神圣侍从。在著名诗篇《伊南娜下阴间》中，库尔加拉和伽拉图尔据说是被父神恩基创造的，他们“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恩基给他们生命之粮和生命之水，让他们从冥界解救伊南娜。跨性别神职人员并不被普遍接受，证据表明有些人不认可他们，但他们仍被看作沟通人世与神界的媒介。尽管他们的行为有时候遭到批评，他们仍然受人尊敬。
美洲原住民部落和双灵人
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原住民也崇敬那些被神灵触碰并转化的人。他们承认一种第三性别，如今被称为双灵，既是男性也是女性（这是一个现代术语，原称呼已遗失）。双灵人（在17和18世纪的欧洲著作中被称为伯达奇）是一个自我认同为异性的指派男性或女性；指派男性会像女性那样打扮，并承担女性的职责，而相对较少提及的指派女性会穿着男性服饰，从事与男性气质和男性力量相关的工作。
双灵人不仅被社群完全接纳，更备受珍重。一个男孩在即将跨越男人的门槛时会收到来自神灵的讯息，告知他的真实身份以及他应该踏上的道路，在那之后，他便开始像女性那样打扮，专注于缝纫、拾柴、建造住所、烹饪，而非狩猎和作战。美洲原住民对多元性别人群和同性关系的接纳被诸多欧洲传教士和探险者记录在册，他们反复谴责原住民道德败坏、可耻堕落，但这些实践与信仰在此之前已经存在了几千年，想必远早于传教士及其评判的到来。
中国古代的卫灵公及其宠臣
中国涉及同性关系的许多故事中，最有名的是分桃，即卫灵公（前534-前493年在位）与其俊美宠臣弥子瑕的故事。弥子瑕听说自己的母亲生病时，未经允许借走卫灵公的马车去探望她，这个举动通常会导致严厉的惩罚，但卫灵公反而赞扬弥子瑕的孝道。有一次，两人散步时，弥子瑕正在吃一颗甜美的桃子，他分了一半给卫灵公，后者惊叹道：“你是多么爱我呀。你忘却了自己的胃口，只想着把好东西给我吃！”
卫灵公有家室和一个儿子，不过按照当时的观念，男性可以和另一个男性拥有浪漫关系而不影响婚姻。“半桃之爱”“分桃之爱”和“余桃”后被用以指代同性关系，从秦朝法家哲学家韩非子（约前280-前233年）第一次讲述这个故事一直延续到西方基督教对同性恋的态度开始影响中国文化。在故事末尾，卫灵公对弥子瑕爱意消逝，转而抱怨后者曾经私自动用他的马车，还给他吃剩下的桃子。
古希腊同性伴侣精英部队
底比斯圣军是由底比斯军队最好的战士组成的精锐兵团。这支兵团的300个男人（150对情侣）所向披靡、受人尊敬，30多年屡战不败。这些情侣全都符合古希腊男同性恋浪漫关系的范式，即一位年长男性（erastes，“爱人者”）搭配一位年轻男性（eromenos，“被爱者”）。圣军之所以神圣，是因为情侣在伊奥劳斯（英雄赫拉克勒斯的爱人之一）神殿立下誓约，以爱神厄洛斯之名献上彼此。这支部队的组建基于一种信念，认为每个男性宁愿英勇牺牲也不允许自己被爱人视作懦夫。从公元前371年的留克特拉战役开始，底比斯圣军战无不胜，直到公元前338年在喀罗尼亚战役中被古马其顿人歼灭。
古埃及同性恋法老佩皮二世
同性关系在古埃及著作中没有受到很多关注，可能是因为它们不被看作值得谈论的话题。和在古中国、古希腊一样，两个自愿的成年人，无论同性还是异性，他们想在浪漫关系中做什么仅仅是他们的私事。不过，有一个关于古埃及第六王朝法老佩皮二世·内弗尔卡拉（约公元前2284年生）的故事，他似乎与其将军萨塞内特存在浪漫关系。
据故事所述，佩皮二世在夜里离开王宫四个小时，前往萨塞内特家中，“对他做一些陛下欲求的事情”，这是性爱的一个委婉说法。佩皮二世的举动留下了解读的空间，部分学者声称他只是在进行仪式，扮演太阳神拉在夜里前往冥界拜访死亡判官奥西里斯四个小时。然而，这个解读无法回应为什么中王国时期的抄书员要用批判的语气撰写原文。他似乎并不赞同佩皮二世夜间溜出王宫的行为，但尚不清楚他是否认可关系本身。
金纳的第三性别
古印度的印度教文献中提及了同性关系和第三性别的存在。约公元前1250年出现的《摩奴法论》建议在同性性行为后进行净化仪式，这一点也适用于异性性行为。《爱经》（约公元前400年）鼓励同性结合，顺带探讨了第三性别（“第三天性”）。当今的印度次大陆承认一种名为“金纳”（也称作海吉拉）的第三性别，这种性别在两千多年前的文献中已有记载。这些人称呼自己为金纳，取自印度教中鸟、马、人合一的精通音乐的天界生物，佛教也用同一个术语来称呼半人半鸟的天界乐师。
自我认同为金纳的人出生时被指派为男性，但以女性身份生活，她们中许多人与性力派运动有关联，承认性力这一创造性宇宙力量的首要地位，许多金纳将这一力量与变革女神巴胡查拉圣母联系起来，后者是土地和生育之神，代表着性力的创造与毁灭属性。她有时被称为跨性别者的女神。古印度南方的阿拉瓦尼社群也是一个第三性别宗派，她们信奉男性神祇阿拉万而非巴胡查拉女神。
古日本的荣誉和男同性恋关系
在前明治时代（800-1868）的日本，男同性恋关系被认为是“国家宗教和军事领袖之间的一种光荣的生活方式，其被接纳程度可以媲美，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古雅典”（Crompton, 412）。和在古希腊一样，男同性恋被看作一种能提升双方品格与心灵的关系，而与女性的性关系，其价值整体上局限于繁衍和保留族名。这种社会范式在历史上一直受到尊重，直到迎来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挑战，从圣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开始，他们谴责同性爱情并将其贬为罪过。
古日本人仅仅将男同性恋关系理解为“nanshoku”（“男性之爱”或“男色”），没有任何作恶的负面含义。明治时代（1868-1912）期间，西方价值观在日本逐渐普及，同性关系被视作不道德，后成为一种罪行。著名且尊贵的武士中许多都参与同性关系，僧侣、政治领袖等亦然，在基督教的传播后，为避免遭受迫害，他们不得不掩盖真实的自我。
古罗马的男性气质理想与同性关系
古罗马人和古希腊人等群体一样经常追求同性关系。针对这些关系的批评与关系本身无关，而是关注一个人在性交中的消极被动。如果一个人是男性，“扮演女性的角色”会被看作耻辱，因为他交出了自己的男子气概，不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然而，同时也有许多关于尤利乌斯·恺撒（前100年-前44年）等伟人的记载，据说他们在性爱中扮演被动的角色，但他们仍然受人尊敬。斯宾塞指出：“恺撒的品格符合古罗马的期待。他体魄强健、骁勇善战、宽容克制、坚韧顽强、性欲活跃……拥有此等声望的男人偶尔落入被动角色是可以接受的，他仍然是个男人”（74）。以古希腊人相互提升品格的同性之爱为模范，忠贞的同性关系是受到尊重的，罗马皇帝哈德良（117-138在位）及其爱人安提诺斯（约110-130）便是如此，后者在死后被奉为神灵，他的信徒是新兴基督教的主要对手之一。
凯尔特战士及其男性爱人
凯尔特人常被古罗马作家描述为令人敬畏的战士，但历史学家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公元前1世纪）补充道，比起异性关系，他们也更喜欢同性关系。古罗马人反对男性在性爱中承担被动角色，然而狄奥多罗斯指出，凯尔特人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
男性比起女性更喜欢自己性别的人；他们懒散地躺在兽皮上，悠闲自在，左拥右抱。令人惊奇的是，他们丝毫不在乎个人尊严，毫无愧疚地把自己献给其他男人。此外，他们完全不轻视或认为这有任何耻辱。
狄奥多罗斯批评的不是关系本身，而是其中一方的被动，这与罗马文化规范相悖。与上文其他例子一样，在基督教兴起之前，凯尔特人一直都将同性关系视作正常的、自然的。
《圣经》谴责偶像崇拜而非同性恋
基督教对同性恋的态度影响了诸多文化，这是源于希腊词语arsenokoites的误读而非误译。根据神学家贾斯汀·罗素·坎农的说法，这个词字面含义是“男性床”，似乎由使徒保罗所造，用以指代异教文化中与男性同寝的男性（9）。欧洲翻译家把这个词语理解为“鸡奸”或“性变态”，但它起初应该指的是保罗眼中的非基督教习俗。当今社会，《罗马书》1章24-27节是最常被引用来谴责同性关系的《圣经》段落之一，在所有版本的译文中，这一段都提到男性和女性放弃“自然的关系，转向不自然的关系”，犯下“无耻行径”；然而，从整个段落的语境来看，这些话应该被理解为针对的是偶像崇拜，即表现得像淫乐聚会中的异教徒那样，而非忠贞的同性关系。
《利未记》18章22节也是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汝不可与男人同寝，像与女人一样；这是可憎之事。”这句话谈论的也并非关系本身，而仅仅是在表达对于男性在性爱中承担被动角色的厌恶，和古罗马人如出一辙。后来的欧洲《圣经》翻译家把关于异教性实践的指涉解读为异常，而这又最终于1946年的《圣经修订标准译本》中被解读为“同性恋”（Cannon, 9）。这个词语在此前的《圣经》中没有出现。
结论
如今被用来谴责同性关系的《圣经》诗节，放到语境中阅读，实际上谴责的是与早期或同期非基督教信仰体系相关联的淫乱。保罗的书信敦促读者远离他们文化中的诸多实践与传统，转而接受与他对耶稣基督使命的理解相一致的新习俗，他并没有把同性关系单拎出来贬为罪恶。事实上，包括主教约翰·谢尔比·斯庞在内的部分学者提出，保罗的“肉中荆棘”（哥林多后书 12:6-7）指的正是他难以接受自己的同性恋倾向。
也有说法已经指出，《创世纪》中常被用于谴责同性恋的索多玛与蛾摩拉，实际上是一个关于好客重要性的警示寓言。早期基督教学者奥利金（约184-约253）以及后来的圣·安布罗斯（397年卒）等教会神父都是这么解读的。据他们所述，索多玛与蛾摩拉人民的罪过，在于他们未能遵守既定的好客法则，跟他们的性取向没有半点关系。
尽管确实有证据表明前基督教文明中存在对同性恋实践的负面个人看法，这些观点要么涉及男子气概、男性地位或年轻女子贞洁的丧失，要么涉及淫乱与滥交，例如在古罗马的某些历史时期那样。这些批评关注人们的行为，而不是同性关系本身。一个人如何进行浪漫关系是其能够自由追求的私事，并且在他人眼里不过是一种人类性存在的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