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1206-1368年，这里当然是指广义的蒙古帝国，狭义的统一蒙古帝国结束在蒙哥汗死时）的疆域囊括了从黑海到朝鲜半岛的亚洲，因此自然而然地将各种宗教纳入其边界内，但蒙古人本身也有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和仪式，即使并无神职人员，没有宗教经典，也缺少除了葬礼以外的公共服务。蒙古宗教含有强烈的萨满教元素，混合了祖先崇拜和对自然神的信仰——例如对于火、土和水这样的“元素”。在征服中国和忽必烈汗（1260-1294年在位）的皈依后，他治下的许多蒙古人皈依了藏传佛教，萨迦派成为元朝（1271-1368年）的国教。
神与灵魂
蒙古人相信神灵和圣地的精神力量。众神中至高无上的，虽然它们可能没有被设想为具有任何类似人类的形态，是天与地的力量。大地或大地母亲女神，被称为“于都斤”，代表生育力。不过，主要的崇拜是腾格里（又名全知的蒙克·腾格里），即“青天”或“长生天”。这位保护神被认为赋予了蒙古人统治整个世界的权利，在蒙古文献和其他官方文件的开头几行中经常提到它，并带有“长生天气力里”或“凭着长生天的力量”。蒙古人向这些神灵祈祷，但方式简单，没有其他宗教中的建筑和仪式。尽管山顶、山峰或简单的敖包（ovoo）被认为是一个特别有利的地方，但仅仅露天站立并在祈祷前摘下帽子和腰带就足以表明一个人对全能者的服从。
蒙古人认为方向、地点和自然特征很重要，因为它们被认为是与灵魂的接触点。例如，蒙古包的门传统上朝南。自然现象，尤其是雷电，在亚洲草原的广阔平原上尤为令人印象深刻，被人们视为神明的杰作而敬畏。土灵和水灵更是充当了保护者的角色，例如人们认为河流等流动的水能够阻挡甚至消除邪恶。
为了确保神灵对人类事务产生有利的影响，人们遵守了某些仪式和禁忌。禁忌旨在不冒犯任何神灵，包括不流皇室血（血与人的骨头一起被认为可以容纳灵魂）、不在河流中小便或清洗物体或人身、不踩蒙古包的门槛，以及不将刀放在火堆附近的任何地方。这些公约受到认真对待，任何违反公约的人都面临严厉惩罚的风险，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被处死。通常罪犯必须通过在两把火之间行走来净化，访问蒙古宫廷的大使也采用这种策略，以使蒙古人确信他们的意图是荣耀的，并且他们没有对大汗怀有恶意。
萨满教
萨满是蒙古人最接近神职人员的角色，他们既可以是男性（bo'e），也可以是女性（iduqan）。萨满将他们的地位和技能传给他们的孩子是很常见的，尽管一个人也可能在濒死体验或对精神世界表现出特别的敏感性后成为萨满。从本质上讲，他们充当了部落在这个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的中介。萨满所着的白袍上常带有鼓、马驹等符号，代表着蒙古民族的守护神和保护神。萨满骑着白马，可能会拿着一个真正的鼓，脖子上戴着一面镜子，或者在走路时使用一根手杖，这是他们事神的另一个象征。
萨满一边唱着特别的歌曲一边进入迷幻状态，正是在这种状态下，他们才能接触到灵界。萨满被认为能够读懂预兆，例如羊的肩胛骨和其他骨头在被仪式性烧毁后出现的裂缝，占卜未来的事件（tolgeci）。萨满有时会召唤某些动物的灵魂——尤其是像熊和狼这样强大的动物——来帮助他们在宇宙的各个层次之间进行神念旅行，以便找到丢失或被盗的财产，甚至是迷失灵魂的所在。萨满经常被要求进行驱魔仪式，将陷入困境或被困的灵魂渡到来世。蒙古战争是萨满可以确定开始战役的有利日期来提供帮助的另一个领域，他们会就哪种攻击策略可能带来最佳结果发表自己的观点。
改变天气的是萨满的另一项技能，特别是作为为经常干旱的草原带来雨水。人们相信，萨满可以通过将受困的灵魂送回其应有的身体来帮助解决医疗问题，他们祝福婴儿、牛群和狩猎队。在选举新的大汗或“四海之主”时，甚至会征求萨满的意见。那些在各种预言中取得成功的萨满在当地社区中获得了很高的声望，有时可以与部落酋长相媲美，有时他们自己也占据了这一地位。另一方面，对于某些统治者来说，声望过高的萨满可能被认为影响力太大。成吉思汗下令处决的通天巫阔阔出就是这种情况，方法是打断他的背部，这样就避免他的血洒在地下，让他的灵魂困在今世而无法往生。
来世
蒙古人使用死者的武器和个人财产为死者陪葬，这表明他们对来世有某种信仰。进一步支持这一信念的是，领袖被安置在宏伟的坟墓中，这些坟墓通常位于一个秘密地点，但靠近蒙古的不儿罕合勒敦山等圣山，还有大量的财富和奴隶陪葬。成吉思汗正是受到了这样的待遇，人们甚至殉葬了40位妃嫔和40匹马在他的坟墓中陪伴他。这表明蒙古人认为来世是现世的某种延续，因此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甚至职业都像以前一样继续存在。此外，必须满足身体条件，至少对于最初的旅程来说是这样。奇怪的是，蒙古人的传统是将一匹马开膛破肚并刺穿在墓地上方，大概这是为了纪念腾格里，它的象征就是那只动物。
在送他们上路的同时，蒙古人相信祖先（ongghot）在遥远的来世并非遥不可及，而是能够帮助到他们后代的福祉。为了感谢保护，人们定期在用餐时为先祖提供一些食物和饮料。此外，蒙古包的内部经常展示代表家族祖先的图片或精心装饰的雕像。迁徙营地时，该部落的所有雕像都被放置在同一辆马车上，然后由萨满监督。
蒙古统治者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即他们被认为一旦过世便会具有某种神圣的地位，这意味着他们通过的法律和他们奉行的政策必须得到继任者的尊重。另一个特点是避死者名讳，以免扰乱他们的精神。同样，对于强大的统治者来说尤其如此，他们死后最常被冠以“善良者”、“已故可汗”或“伟大的领主”等简单名称
佛教和其他宗教
随着蒙古人扩张他们威名远扬的帝国，更多的民族和更多的宗教受到他们的控制。传教士也来自中国、西藏、波斯和欧洲，在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兜售他们的信仰。景教、西方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藏传佛教（喇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都在蒙古控制的领土上被人信奉。只要国家不受威胁，这些宗教和他们的皈依者基本上都可以追求自己的信仰之路（除了帝国西部穆斯林主导的伊尔汗国）。例如，在公元 13 世纪的蒙古首都哈拉和林，当局也为当时亚洲信奉的所有主要宗教提供了专门的礼拜场所。
除了遵守自己的信仰外，帝国内的所有臣民都应该为可汗的福泽向他们信仰的任何神祈祷。作为回报，大多数教士和宗教机构都免征税收，无论是实物还是劳动形式，当蒙古人围攻城市时，神职人员通常被允许在猛攻开始之前离开。
一些传教士甚至在蒙古人中发展了信徒，有时也让统治者和他们的配偶皈依了。忽必烈皈依藏传佛教，可能要归功于西藏萨迦班智达八思巴（1235-1280年）。这种形式的佛教无疑因其类似萨满教的元素（例如密宗咒语）及其秘密仪式而具有吸引力。藏传佛教在中国被定为蒙古元朝的国教。喇嘛教在中国的得势在短暂的一段时间内导致了对道教徒的迫害，并从1250年代开始摧毁后者的经典。然而，元朝皇帝认识到道家和儒家思想在中国的悠久历史和广泛流行，放弃了这种不利于国家经济和政治稳定的攻击。相比之下，可汗、皇帝和皇室妇女可以慷慨地赞助他们个人喜欢的某些宗教及其机构，尤其是佛教寺庙。
对其他宗教的普遍宽容以及蒙古人皈依其中一些宗教并适应其他宗教，同时仍然保留一些游牧和萨满教传统，这是其帝国内部宗教发展的一个特殊特征。正如历史学家 D. Morgan 所指出的，“蒙古人尽其所能追寻通往天国的路途”（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