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59-1797）是一名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她是《女权辩护》的作者，被广泛誉为女权主义的创始人。沃斯通克拉夫特呼吁男性和女性应当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并且她强调，改善女性在教育和日常生活其他方面的处境对整个社会大有裨益。
早年生活
1759年4月27日，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出生于伦敦一个穷困潦倒的务农人家。她残暴的父亲有一些恶习，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家中糟糕的经济状况，在这样的环境下，玛丽的教育基本靠自学。玛丽想要开辟自己的生活，但她面临巨大的挑战：在那个充满社会成见的时代，女性获得发展的机会少之又少。玛丽决心为家里人增加财富，于是她找了两份工作，其一是给巴斯的一名贵妇人充当友伴，其二是给另一名主顾——爱尔兰地主金斯伯勒先生——的孩子担任家庭教师。但玛丽的雄心不止于此，1784年，她创办了自己的学校。这所不从国教的机构位于纽因顿格林（当时伦敦之外的一个地方），玛丽的姐妹们也参与其中，但不幸的是，学校最终没有维持下去。
一位成功作家
沃斯通克拉夫特热衷于挑战她所处时代的社会规范，她认为这些规范导致了女性青年无法拥有和男性同等的教育、工作和社会机会。1787年，她写下著作《论女儿的教育》，由约瑟夫·约翰逊出版，后者成为了她的长期出版商。在当时，女孩们能获得的仅仅是基础教育，中学不对她们开放，因为中学是为大学做准备的，而她们也不被允许进入高等教育体系。只有那些家里有钱并且父亲决定雇佣私教的女孩，才有可能享受到和男孩相近的教育。因此，沃斯通克拉夫特提出要彻底改变这一局面。
沃斯通克拉夫特并非第一位主张女性获得更好权利的作家。早在1622年，法国哲学家和炼金术专家玛丽·勒雅尔·德·古尔内（1565-1645）就出版了《男女平等》一书。同为法国人的弗朗索瓦·普兰·德·拉巴尔（1647-1723）在《性别平等》中也提出了相似观点，这部著作于1673年出版，1677年被译成英语。当时，无论男女，知识分子们都喜欢聚集在巴黎的沙龙谈天说地，而许多经营这些沙龙的女主人也呼吁建立更平等的社会。同样，科学革命中的许多科学家也特别关注女性的教育，例如英国学者巴苏阿·梅金（c. 1612 - c. 1674）提出女性应当被允许获得科学教育。尽管有这些学者发声，实际上的转变却并不多。此外，女性知识分子仍要遭受来自男性同行的奚落，这在剧作家莫里哀（1622-1673）1672年首演的《女学究》中可见一斑。
即便如此，新兴的女权主义运动正蓬勃发展，而沃斯通克拉夫特给运动注入了巨大的推动力。她继续和其他女性作家一同斗争，对抗男性的厌女观点，例如“女性智力上劣于男性”“女性的道德能力不如男性”。包括让-雅克·卢梭（1712-1778）在内的许多大思想家甚至还具体阐释了这种针对女性的负面观点。
1787年，为了追求作家事业，沃斯通克拉夫特搬到伦敦居住。约翰逊当时管理着一本名为《分析评论》的期刊，他帮助玛丽获得了期刊评论作家的永久职位。沃斯通克拉夫特同时也做翻译工作，出版了一部教育相关的作品《真实生活原创故事》，还创作了小说《玛丽：一名女子的冤屈》（又名《玛丽：一部小说》），后者1798年才出版。经约翰逊介绍，沃斯通克拉夫特认识了其他作家和艺术家，其中值得提到的有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1757-1827）、瑞士画家亨利·富塞利（1741-1825）、圣经学者亚历山大·格迪斯（1737-1802），以及哲学家、革命家和美国国父之一托马斯·潘恩（1737-1809）。这些人中，一位叫威廉·葛德文（1756-1836）的激进作家引起了沃斯通克拉夫特知识层面以外的兴趣。作为一名政治哲学家，葛德文和沃斯通克拉夫特都希望推动改革。这段关系最终开出了爱情的花朵，二人于1797年结婚。
鉴于其社交圈的特点，沃斯通克拉夫特转向政治哲学和革命理念并不显得突兀。1790年，她出版了《男权辩护》，这是对埃德蒙·伯克（1729-1797）《法国革命论》的反驳。在《法国革命论》中，伯克捍卫现有制度，认为传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而沃斯通克拉夫特嘲讽他对这些制度的崇敬，因为她认为正是这些制度阻碍了女性发展。在《男权辩护》中，她写下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说下议院常常看起来像是一个“露天啤酒园”（Robertson, 739），议院的周期选举则像是“醉汉暴动、野兽贪食的场景”（ibid）。沃斯通克拉夫特不为伯克的倒退立场所动，她将后者的观点总结为“对旧时代锈迹的崇拜”（ibid）。相比于伯克之流的思想家，沃斯通克拉夫特对社会进步的态度要积极得多，她的主要关注点始终是说服男性承认提高女性权利的必要性。自此，她开始创作她关于这一话题的最有名作品。
女性的权利
《女权辩护》出版于1792年。在书中，沃斯通克拉夫特再次提出男性和女性应当享有同等的教育机会。此外，她“批判当时社会强加在女性身上的限制，无论这些限制成文与否，并要求男性新获得的权利也惠及女性”（Burns, 436）。沃斯通克拉夫特甚至声明，当前女性的受教育状况是一种故意削弱她们才能的设计，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个“让她们安分守己”的政策。沃斯通克拉夫特称，女性仅仅被看作男性生活中的装饰附属品，她们的社会价值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她们的外表或母职等约束性角色。同时，由于女性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十分有限，她们通常被社会逼入婚姻，否则就难以获得生存所需的经济支持，沃斯通克拉夫特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合法卖身”。她认为，女性需要更多的机会来实现自我、发挥和男性同等的理性，只有这样她们才会活得更加快乐。同时，她指出，运用而非浪费一半人口的才华对整个社会都大有裨益。她主张女性要有政治代表，并且她们应当被允许从事当时男性独占的职业，例如医药和商贸。
在第九章的结尾段，沃斯通克拉夫特作出了一个强有力的总结，直击男性，如雷贯耳：
只要男性愿意慷慨地斩断我们的锁链，为理性的伙伴关系感到满足，而非要求女性像奴隶般顺从，他们会发现我们其实是一群目光敏锐的女儿、一群充满爱意的姐妹、一群忠贞不渝的妻子、一群通情达理的母亲——总而言之，是一群更优秀的公民。到那时，我们便能真正地关怀爱护她们，因为我们将学会自尊；如此，绅士们内心的平静就不会被妻子游手好闲的虚荣烦扰，孩子们也不会因为母亲疏于照料而被送往他人的襁褓。
书的最后，沃斯通克拉夫特表达了言简意赅的请求：
让女性拥有平等的权利吧，她们定会展现出和男性同等优秀的品格。
《女权辩护》因其激进的观点引发了争议，但不可否认它十分畅销。只可惜，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观点没有被掌权者采纳，他们本可以将这些理念变成现实。
法国大革命
沃斯通克拉夫特热切希望目睹法国的激烈动荡，于是1792年末，她前往巴黎旅居。在那里，她观察正进行得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1789-1799），将这场终结法国君主制的运动记录下来，并于1794年出版了《法国革命起源与进程的历史与道德审视》。
逗留巴黎的途中，沃斯通克拉夫特与一位叫吉尔伯特·伊姆利的美国商人建立了亲密关系。这对情侣在1794年生下一个女儿，取名范妮，并短暂游历了北欧国家。沃斯通克拉夫特在1796年出版的《北欧书简》中写下了这段时间的经历。书中，她详细描绘了她对于崇高事物的看法以及一个尚未成形的美学概念——情感与理智在体验中的交融：
顺着远远便听到的水流咆哮声，我来到湍急的瀑布旁，顿时，那些坠落的水帘将我的灵魂带入又一连串沉思。回涌的激流从幽暗隐蔽的洞穴倾泻而出，猛烈地俯冲下来，我的脑海中也随之浮现相似的画面：我的思绪从尘世飞向天国，我问自己，为什么我承受着生活苦难的桎梏？这宏伟壮丽的事物激起了我内心欢腾的情绪，我感到喜悦万分；看着它，我的灵魂似乎伴随一种崭新的尊严升到了空中，漂浮在瀑布的臂弯之上——我领略到了不朽。我无法阻挡意识的流动，正如眼前这瞬息万变却不离其宗的激流。我向永恒伸出手，跨越未来人生那渺小、黑暗的尘埃。（Robertson, 510）
随后，沃斯通克拉夫特回到伦敦，和伊姆利的分手让她伤心欲绝，几近自刎。这些事件在公众里掀起了轩然大波。1796年，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威廉·葛德文开启了一段新关系。刚结婚不久，他们的女儿就出生了，这个孩子便是后来凭哥特小说《弗兰肯斯坦》（1818）闻名于世的玛丽·雪莱（1797-1851）。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主要著作
沃斯通克拉夫特最重要的作品包括：
- 《论女儿的教育》（1787）
- 《真实生活原创故事》（1788）
- 《玛丽：一名女子的冤屈》（1788）
- 《男权辩护》（1790）
- 《女权辩护》（1792）
- 《法国革命起源与进程的历史与道德审视》（1794）
- 《北欧书简》（1796）
死亡与遗产
1797年9月10日，生下女儿十天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与世长辞。她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她启发了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1815-1902）和玛格丽特·富勒（1810-1850）等女权运动领袖。早期的沃斯通克拉夫特传记往往过于关注她动荡的非婚情史。1798年，葛德文出版为她写的传记，以一个相对全面的视角展现了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形象。幸运的是，她的私人生活在历史中被淡忘，她的平等理念成为了她流芳百世的遗产。2006年，英国文化评论家梅尔文·布莱格将《女权辩护》评为改变了世界的12本书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