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的俄国革命，以及1917年推翻沙皇并建立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两次革命中，女性都积极参与其中。女性既在由弗拉基米尔·列宁（1870–1924）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阵营内工作，也活跃于众多反对派和非政治组织。她们为了改善各阶层女性的权利和机会而发声，通过新闻报道、政治写作、政党活动、罢工、暗杀行动，以及在整个俄国帝国内成立政治性和非政治性的慈善组织来推动变革。
自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以来，俄国女性便开始将理性主义和平等自由的思想应用于自身在社会中的处境。然而，与其他地方一样，要说服男性主导的政治机构接受女性与男性享有平等权利是极其困难的，这类诉求常常遭到嘲笑。在俄国，19世纪后半期的社会改革（包括允许女孩进入中等教育）终于给女性带来进一步变革的希望。虽然女性权利运动在人数上仍然有限，但凭借女记者、女作家和政治活动家的努力，她们的声音在俄国历史的这一革命时期中经常被听到。
俄国社会中的女性
在俄国农村，许多教师和医生是女性，但大多数女性仍被期望履行传统的妻子和母亲角色。在城市中，一些大学曾经招收女学生，但1884年的《大学章程》扭转了这一趋势，禁止女性进入高等教育。直到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女性才真正开始积极争取变革，以获得更接近男性的平等权利。女性希望获得超越家庭生活的机会，包括与男性平等的投票权、进入高等教育的机会、专业培训的渠道，以及进入任何职业的权利。女性还努力改善那些因不可控环境而陷入困境的女性的生活。例如，19世纪末的莫斯科就有一个旨在帮助贫困女性的慈善组织——“改善妇女境遇协会”。
妇女运动基本上分为两派：改革派与激进派。改革派试图通过在现有的、男性主导的机构内部合作来推动变革，他们相信讨论、请愿、慈善和妥协的力量。相比之下，激进派认为只有直接的、往往是暴力的行动才能实现目标。为了表明自身立场，激进派女性常常有意打破传统形象，例如剪短头发、穿着简朴，甚至打破社会常规（如在公共场合吸烟）。其中一位激进者是学生维拉·扎苏利奇（Vera Zasulich），她在1878年向圣彼得堡总督特列波夫上校开枪。特列波夫幸存下来，而扎苏利奇被宣告无罪。后来，她帮助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RSDLP）。随着俄国在20世纪初陷入暴力革命，暗杀逐渐成为俄国政治的常态，妇女运动也不得不采取日益极端的手段。
许多激进女性加入了由男性主导的地下激进政党，在这些政党中，女性平等的理念虽然得到了同情，但最终仍然从属于彻底推翻现有政治制度、建立全新社会（理想状态下完全公平和平等）的总体目标。一些政治团体主张，将女性权利问题推迟到推翻现政权并建立新社会的革命成功之后再行处理。其中，一个在吸引女性方面尤为成功的组织是恐怖主义团体“人民意志党”，其执行委员会中有三分之一的成员是女性。“人民意志党”正是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年在位）的组织。与之相对，另一些则是更温和的改革者，例如安娜·沙巴诺娃（1848–1932），她是非政治性的“俄国妇女互助慈善协会”的创始成员之一，并自1896年至1917年一直担任该组织的主席。
1905年革命
虽然国家在19世纪90年代重新允许女性进入高等教育机构，但俄国社会中女性的处境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随着政治整体逐渐激进化，妇女运动也随之更加激进。到1905年时，两个最重要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都在其纲领中承诺实现男女平等。
女性参与了臭名昭著的“流血星期日”大屠杀事件，而这一事件直接引发了1905年的俄国革命。1905年1月22日，在神父格奥尔基·加庞（1870–1906）的带领下，未携带武器、和平的男女示威者前往圣彼得堡冬宫，试图向沙皇递交改革请愿书。当游行者拒绝解散时，士兵向人群开火，造成一千多人死亡。广大民众立即作出反应，随之爆发了大规模的总罢工，以及其他形式的抗议行动，矛头直指沙皇政权。参与抗议的人群包括农民、产业工人、城市中产阶级以及军队中的部分成员。
在俄国各地成立了一个名为“妇女平等权联盟”的组织，并设有分支机构。该联盟的诉求包括：
- 所有女性在政治与公民权利方面与男性平等；
- 无论种族、国籍、宗教或阶级，所有女性都应受到平等对待；
- 加强对劳动妇女的保护；
- 赋予农妇在土地再分配中与男性相同的权利；
- 给予女性接受各种教育的机会；
- 给予女性进入国家和公共机构就业的机会。
沙皇最终以承诺改革来结束革命，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女性的诉求。特别是1905年12月颁布的《选举法》让女性失望，因为只有男性被赋予选举权（部分男性工人和所有士兵也被排除在外）。最终，沙皇所承诺的改革寥寥无几。
两次革命之间
在1905年革命之后，沙皇的残酷而持久的镇压使得男女双方的革命活动都明显减少，但仍有一些女性继续在更广泛的革命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参与并管理那些被沙皇政权禁止的地下政党和组织，而这些组织依旧致力于推动社会向更加公平的方向转变。1910年，国际妇女节（3月8日）在德国创立，1913年首次在俄国得到庆祝。1914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两个主要派别——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都出版了涉及妇女权利的出版物。布尔什维克（后来最终战胜孟什维克）的态度往往对妇女权利表现出矛盾：围绕如何在革命运动中最好地利用女性的作用存在大量争论。布尔什维克“在理论上承诺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女性解放，但对独立的女性组织表现出反感，并且不愿意承认女性的利益并非总是与男性的利益完全一致或能得到男性的保护”（Shukman，第35页）。通常情况下，解决这一困境的方式就是把问题推迟，直到革命成功之后再来讨论。这种态度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女活动家宁愿加入其他社会主义组织，甚至创建自己的组织。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一些布尔什维克派别中的重要人物也值得注意。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1869–1939），列宁的妻子，自1903年至1917年担任布尔什维克及其机关报《火星报》的会计和秘书。另一位关键人物是亚历山德拉·科伦泰（1872–1952），她是布尔什维克报纸《女工》（Rabotnitsa）的编辑委员会成员，并被任命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三位重要的布尔什维克女性是伊内萨·阿尔芒（1874–1920），她担任外国组织委员会的秘书，负责协调欧洲各地的布尔什维克组织。阿尔芒曾创办并与科伦泰一起编辑《女工》。
跨越不同政治光谱的女性活动家确保了1905年前后的动力没有完全消失，她们定期发表文章并组织全女性的代表大会，常常关注一些特定主题，如卖淫问题和教育问题。在沙皇的国家议会（杜马）中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尤其是在婚姻分离和女性继承权等新法律上。已婚女性还赢得了持有自己内部护照的权利。然而，在选举中赋予女性投票权方面没有任何进展。
1917年第一次革命
自1905年革命以来，沙皇一直不得人心。虽然他侥幸存活下来，但他的专制统治与拒绝改革的态度，最终在1917年初使他付出了代价。尼古拉二世也因与一位颇为怪异、并自称“圣人”的人物格里高利·拉斯普京（1869–1916）关系密切而进一步失去民心。围绕拉斯普京的行为及其对皇室影响的传闻甚嚣尘上，极为不利。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期间生活成本急剧上升，更加深了民众的不满。
由于数百万男性工人被征召入伍，战争期间女性工人的数量显著增加。正如舒克曼所述：“1917年，女性工人占比达到了40%”（第19页）。在一些城市，这一比例更高。例如在莫斯科，女性工人比例从1913年的39.4%上升到1917年的48.7%。大多数新增职位集中在蓝领工作或农业领域，进入白领职业的女性人数则只略有增加。女性还通过担任医生和护士等方式为战争做出了贡献。一些妇女组织甚至设立了自己的伤员医院。正如其他国家一样，随着战争的拖延，“女性在公共领域大幅扩展的角色，增强了她们对公民权利的诉求”（Suny，第471页）。
彼得格勒（圣彼得堡的新称）工人女性和家庭主妇的抗议，成为1917年俄国革命的导火索之一。当时她们在街头庆祝国际妇女节，尽管当局已禁止此类集会，但面对严重的粮食短缺和飞涨的物价，当宣布实施面包配给制后，女性们依然走上街头，纺织厂的女工们也随即罢工。
次日，彼得格勒有20万工人和示威者（男女皆有）走上街头，总罢工随之爆发。示威持续升级，当国家武装力量中的沃伦师及其他部队向人群开火后，局势进一步恶化。群众随即冲击监狱和警察局，夺取城市军械库，并逮捕了沙皇的大臣们。尼古拉二世在失去军队支持后，被迫于3月2日退位。临时政府接管政权，其实是由自由派和温和派杜马议员组成的一系列联合政府。
临时政府下的新权利
临时政府在推动俄国现代化和改善经济方面仍面临重重困难，不过在7月20日，它向所有成年人授予了普选权。这一成就部分归功于一些妇女团体的努力，例如“平等权联盟”和“妇女平等联盟”。她们在当年4月组织了一场争取更多妇女权利的示威，约有4万人参与。女性们在横幅上写着口号，如“女性的席位应在制宪会议”、“团结就是力量”、“自由俄国的女公民要求选举权”。
20岁以上的女性（与男性相同）被赋予在未来制宪会议和地方选举中投票的权利。其他的胜利包括：在公务员体系、法律职业、学校和高等教育中，女性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为了确保母亲不会长时间离开家庭，法律限制了女性的夜间工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获得这些权利之后，妇女运动在革命党派中的影响力反而减弱。正如历史学家S.A.史密斯所言：“女性很快发现自己被边缘化在革命政治之外”（Suny，第122页）。
对布尔什维克的反对
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有许多女性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激进思想，他们当时已呼吁进行一场全面革命。叶卡捷琳娜·布列什科-布列什科夫斯卡娅（又名凯瑟琳·布列什科夫斯基，1844–1934）是一位活动家，也是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女性权利的提升。她被称为“俄国革命的祖母”，但支持临时政府的温和政策。另一位直言不讳的布尔什维克批评者是玛丽亚·波克罗夫斯卡娅（生于1852年），她于1904年创办并编辑了持续时间最长的政治女性主义期刊《妇女信使》（Zhenskii vestnik）。次年，波克罗夫斯卡娅由于始终对男性主导的政党保持警惕，成立了“妇女进步党”。
叶卡捷琳娜·库斯科娃（1869–1958）是“解放联盟”的创始成员之一，在1905年革命后，她又参与创立了“联盟联合会”，并协助建立了立宪民主党，并短暂担任其中央委员会成员，随后决定独立于任何特定政党之外追求社会变革。库斯科娃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目标，因为她认为“政治斗争是一种干扰，社会民主运动应当把重点放在经济斗争上——即雇主与雇员之间为更高工资和更好条件而进行的日常斗争”（Read，第41页）。
对列宁布尔什维克的反对中也存在更为激烈的行动。范妮·卡普兰（1890–1918），社会革命党的成员，于1918年8月向列宁开枪并将其击伤。卡普兰随后被逮捕并处决。即便在1917年第二次革命后列宁上台，仍有一些女性以激烈方式反对布尔什维克。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1885–1941）领导了一个新政党——左翼社会革命党（国际派），她反对列宁让俄国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策。为了阻止这一结果，斯皮里多诺娃下令刺杀德国大使。然而，这并未阻止列宁签署《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斯皮里多诺娃最终被逮捕，并被判处20年监禁。
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妇女权利
在1917年的一系列罢工与农民起义之后，布尔什维克逐渐掌控了工人委员会（苏维埃），并凭借立即退出战争的承诺赢得了更广泛的支持。尽管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仍面临反对，但随着1917年接近尾声，布尔什维克掌握了主动权。
列宁利用布尔什维克的红卫队推翻了临时政府，并于11月夺取政权。布尔什维克的医学生曾训练女性担任医疗勤务员，这些人被组织成队伍，在这场第二次革命中处理伤员。红卫队中也有一些女性成员。虽然临时政府时期的“女子敢死营”在1917年11月革命后被列宁解散，但在随后的俄国内战中，“实际上女性在每一支军队、每一个战线、每一个阶段都有所服役”（Bullock，第110页）。女性既担任士兵，也从事后勤工作和医疗服务。
列宁认为，如果女性能够从家庭中的传统角色中解放出来，就可以成为国家劳动力的一部分。在新的苏维埃俄国，照看孩子、做饭、打扫等任务应当集体化，以便让女性有更多时间参加工作。正如列宁在1918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所说：“女性被束缚在家庭中，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把她们解救出来”（Read，第233页）。值得注意的是，这类集体组织完全由女性承担，从未有过让男性参与这些工作或育儿的讨论。
列宁的新政权保证了临时政府已经授予的那些妇女权利，不过上层阶级的女性却被剥夺了公民权。布尔什维克同时使婚姻世俗化并放宽了离婚条件。已婚夫妻可以选择采用男性或女性的姓氏，任何一方都可以申请并轻易获得离婚。法律规定，女性与男性享有同工同酬的权利。此外，女性和男性一样，成为强制劳动征用的对象。女性劳动者被赋予八周带薪产假，白领女性则为六周。1920年，堕胎合法化。农村地区的女性则获得了拥有土地、加入公社并在法律上作为户主行事的权利。
苏维埃政府的意图从其颁布的法律和所使用的中性语言中可见一斑。另一项意图的体现是伊内萨·阿尔芒在1920年组织了第一次共产主义妇女国际会议，以及亚历山德拉·科伦泰被任命为新政府的人民社会福利委员，使她成为“世界上第一位担任部长职务的女性”（Daly，第90页）。在整个1920年代，科伦泰领导了“妇女部”（真诺特捷尔，Zhenotdel），这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妇女工作部门，负责推动妇女扫盲、经营公共食堂以及照顾被遗弃的儿童。
女性在苏维埃的宣传中占据重要位置，例如在宣传画和绘画中，她们被描绘为工人、农妇、教师、护士、士兵以及政治活动家。然而在实践中，赋予女性的新权利并非全部得到落实。由于男性偏见依旧存在，且女性缺乏与男性同等的教育和职业技能机会，女性往往很难甚至无法真正实现法律赋予的权利。这是因为“国家既缺乏贯彻这些权利的手段，也没有提供实现真正变革所需的资源”（Suny，第477页）。事实上，到20世纪30年代，女性的机会反而减少，因为苏维埃政府“甚至不再口头上将女性解放作为一个独立目标；解放被完全等同于女性参与生产、为建设社会主义作出贡献”（Suny，第479页）。妇女运动在三次革命中确实赢得了许多成果，但进一步的进展直到20世纪后期才逐渐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