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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世紀之前，古代中國很少與西方接觸，語言、文化和科學獨立發展，不受外國影響。到公元16世紀,歐洲耶穌會傳教士抵達時，中國的科學和天文學,已經落後歐洲的先進技術。耶穌會士最終在中國學界中擔任重要職務，並引入了新的課本、天文表、曆法和幾種新的科學儀器。然而，關於耶穌會學者的影響程度,以及他們本身知識,對中國科學發展的局限性，也存在一些爭論。
中國古代科學與天文學
公元 20 世紀之前的科學,與今天有截然不同的解釋。 天文學、數學和醫學都認為是科學，但它們的教學和實踐,不能直接與現代相提並論。 中國的天文學尤其專注於曆法研究、星座研究、天體運動和占星術，目的是預測地球上將發生的事件。 除了預測日蝕和其他現像外，天文學在計時、曆法和儀式功能方面,也發揮關鍵作用。
耶穌會士交流科學知識，以便在中國精英階層中站穩，最終目的是傳播天主教信仰。對中國古代科學的研究表明，直到公元14世紀，中國的重大發明（如火藥和指南針）意味著它在技術上比歐洲先進得多。 歷史學家 N. Sivin 指出，“在羅馬時期末期和公元1400年左右之間，訪問歐洲的中國人會發現它在許多方面技術落後”（47）。然而，到公元16世紀，歐洲科學的技術和知識迅速超越了中國人，這些進步隨後帶到中國。
耶穌會士的到來
最早記載的歐洲,對中國天文學的影響,源於公元 16 世紀末,耶穌會傳教士到來。這些受過教育的人，由天主教會派遣，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化。抵達中國後，他們交流科學知識和思想，從而在中國精英階層站穩，最終目的是傳播天主教信仰。 這發生在中國數學和科學整體,被認為處於衰落的時候，因此耶穌會士希望,他們能夠引起中國學者的興趣,並提高他們在宮廷中的地位。
耶穌會士帶來的設備和知識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天文學——中國天文學在一千年前停滯不前，天文學家甚至不具備,托勒密的預測準確性。 利瑪竇（ 1552-1610 年）是第一位於 1601 年抵達的耶穌會士，“這可以稱為中國天文學,不再純粹本土化,並開始吸收西方元素的轉折點”（Nath Sharma，348） .
利瑪竇是一位以將歐洲科學著作引入中國,並進行翻譯而聞名的學者，其中包括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被認為是西方傳統的奠基文本），後來導致數學天文學的發展。 他還負責將現代天文圖表帶入中國，這些圖表比當時中國人使用的更先進。
中國曆法改革
耶穌會士直接參與的中國天文學,是改革中國曆法。 日曆影響整個國家.日常生活中都起關鍵作用，並用於製定國家農耕祭祀。 曆法天文學的政治和象徵意義——“天文部從屬於禮部”（Petitjean et al, 80）——意味著中國人起初不願,洋人制定新曆法。 然而，最終由德國耶穌會士湯若望（Adam Schall，1591-1666 ） 1644 年實現。
他建立在以前耶穌會傳教士,從中國皇帝和士大夫的信任，說服他們允許他立正統曆法。 他的工作遠不止製定曆法，還負責將許多天文儀器帶入中國，並用中文發表他的觀察結果； 他可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西人。
為表彰在中國天文學的工作，任命他主管天文局——隨後，歷任耶穌會士擔任這一職務近 150 年，直到他們 18 世紀末離開中國。 1669 年的繼任者南懷仁（1623-1688年）是下一位推動中國天文學發展,發揮關鍵作用的耶穌會士。
對中國天文學的進一步影響
除了引進西方教義外，耶穌會士也在中國發展自己，觀察和計算都是用中文寫成——南懷仁出版 20 多本天文學書籍（包括一本關於望遠鏡使用的書，其他關於 日蝕和月蝕、星空表和歐洲天文學史）。 他還負責更換天文台的舊儀器，安裝新的青銅鑄儀器，一些至今仍能看到。
1678 年，應 南懷仁 的請求，一個獨立的耶穌會,天文學家和數學家小組,在北京定居，因為他認為需要更多人力物力,來幫助傳教。 這些法國耶穌會學者,在進入遇到一些麻煩後， 1700 年,在北京建立一個立足点，後來發展成為重要的科學中心。 歷史學家 A. Udias 表示，“雖然他們沒有擔任任何官職，但他們向中國傳授西方科學工作,也非常重要”（474）。
除了圖書館和科學儀器外，這家法國人院子還建一個小型天文台，用來製作一系列觀測資料。 Antoine Gaubil（ 1689-1759 年）是法國耶穌會天文學家中的關鍵人物，他撰寫了第一部中國天文學史，隨後在法國出版。
耶穌會士離開中國
由於耶穌會其他支派排擠，耶穌會士終於在 1773 年離開中國，但直到 1805 年，他們的天文工作,才由四名葡萄牙前耶穌會士接手。 然而，當他們離開時，幾代耶穌會士已經成功地,將歐洲科學多方面知識,轉到中國天文學中。 其中包括歐幾里得幾何學（以更好地理解天體的運動）、行星運動的計算、圓球形地球的概念和預測日蝕的方法。
最重要的補充之一是立體投影——將中國人使用的球形星圖,投射到平面上——它還結合了代數和計算方法。 當時許多著名的士大夫,都讚賞西方科學方法的實用性，尤其是準確性和精確性，從而在他們的著作中,將西方知識融入數學和天文學中。
耶穌會士於 1814 年,耶穌會改革後,返回中國並建立天文台，將其用於天文學、氣象學、地震學和地磁學的研究。他們一直管理這些天文台，直到 1950 年，中共政府收回控制權。
耶穌會的貢獻重要嗎？
有一些論點表明，這些耶穌會士實際上,並沒有給中國帶來任何新東西。 歷史學家 C. Cullen 指出，“從歐洲帶來的新穎科學方法……只是基於前幾個世紀從中國向西傳播的知識的發展”（167）。 這導致中國學者意識到他們自己的知識超過,或至少等於西方世界已經取得的知識。
此外，以中國為中心的中國人,認為他們生活在宇宙中心，很難接受外國意識形態——導致許多國人,將耶穌會士的知識和技術,視為“對中國人道德優越感的攻擊，有損中國自尊' (Landes, 12)。
還有一些人認為，由於哥白尼的日心說,在 1616 年被天主教會取締，耶穌會士實際上,要為阻礙中國科學發展負責任，因為他們的教義基於托勒密的過時體系。 烏迪亞斯指出，這種中國天文學教學的缺點是“只使用黃道坐標和錯誤的歲差學說”（475）。
由於耶穌會士主管國家天文局的重要角色，直到 19 世紀初,新教傳教士到達時，哥白尼思想才被引入。 這些新教傳教士來自多個教派，並在中國建立自由貿易後,迅速組織起來。 他們帶來的教義“將西方天文學的歷史,從古代帶到了希臘人和托勒密； 從中世紀到哥白尼、布拉赫和開普勒； 從伽利略和望遠鏡,到牛頓和皇家學會”（埃爾曼，301），因此中國向其他西方科學敞開了大門。
從耶穌會士初到中國,到中共接收天文台，許多西方天文學家的貢獻,成功地將歐洲的數學和天文學知識, 融入中國的教學和文化。 此外，耶穌會士在中國期間的計算和觀察研究, 以中文出版許多著作,進一步造福中國天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