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的俄国革命，向俄国皇帝尼古拉二世（在位：1894–1917）的专制统治发起了挑战。1905年初的“血腥星期日”拉开了灾难性的序幕——在冬宫外，士兵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火。此后，全国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抗议和哗变，参与者包括农民、产业工人、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生，以及部分军队力量。沙皇靠承诺改革与建立新议会来暂时维持权力，但不久便重拾专制，直到在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被推翻。
罗曼诺夫王朝的专制统治
沙皇尼古拉二世自1894年起统治俄罗斯帝国，但他对绝对权力的主张，逐渐受到俄罗斯社会各阶层的质疑。在19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社会发生了迅速的变化。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一批新的工厂工人阶级兴起，许多农民获得了在自己土地上劳作的权利，学生群体的规模也显著扩大。此外，医生、律师、教师等专业人士的人数不断增加。非俄罗斯族群也日益要求在帝国内享有更大的民族权利，芬兰人、波兰人、格鲁吉亚人以及波罗的海诸国尤为突出。
然而，上述群体在当时俄罗斯的法律社会等级体系中并无直接代表性。帝国仍沿用四大阶层的划分：贵族、乡绅、市民与农民。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不满情绪已经酝酿已久，不时爆发出针对国家权威的公开骚乱。正如历史学家C. Read所指出的：“1893年，军队处理了19起骚乱；1900年为33起；1901年为271起；1902年则激增至522起。”（第74页）此外，带有政治动机的暗杀事件也屡见不鲜，受害者从警察、地方官员到部长级人物皆有涉及。
酝酿已久的不满在 1901 年后被推至沸点。数个新因素的叠加使俄罗斯社会彻底失衡。其一，是工人联合会的建立——这是莫斯科警察厅长谢尔盖·祖巴托夫提出的“警察社会主义”构想，原本意在通过官方主导来安抚工人，却很快事与愿违，成为激进分子隐藏自身、暗中活动的温床。其二，是自 1901 年至 1905 年的全球经济衰退，急剧恶化了失业问题，让城市中怨声载道。其三，则是俄日战争（1904–1905）的一连串惨败，不仅重创了沙皇的威望，更让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困境雪上加霜。 抗议的行动日益走向暴力化。1904 年 7 月，声名狼藉的保守派内务大臣维亚切斯拉夫·普列韦，被社会革命党成员当街刺杀。随即，在 1905 年 1 月初，另一桩噩耗传至宫廷：位于满洲的重镇——旅顺港，这座俄罗斯的重要海军要塞，已被日本军队攻陷。
血腥星期日
1905 年 1 月 22 日，在圣彼得堡，成千上万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在牧师格奥尔基·加邦（1870–1906）的带领下，走向冬宫，准备向沙皇递交一份改革请愿书。加邦早先在官方许可下成立了“俄罗斯工厂与纺织工人协会”，而这份请愿书汇集了约十五万人的签名。工人们要求建立更具代表性的政府，扩大言论和出版自由，获得结社权利，结束十二小时的长工时，提高工资，并设立工伤保险，以减轻频繁事故带来的伤害。农民则呼吁分得更多土地、获得低息贷款、建立公平的税制，并改善子女的教育条件。游行队伍手无寸铁，许多人甚至举着沙皇的画像，表明他们仍对君主心怀期待。
然而，当人群逼近冬宫而拒绝散去时，军队开火镇压。子弹扫过寒风，哥萨克骑兵又挥鞭纵马冲进人群，超过一千人死于当场，更多的人受伤。这一惨剧很快被称为“血腥星期日”，并迅速引发全国性的震动。各个社会阶层——工人、农民、中产阶级、学生和部分军人——都比以往更加坚定地要求变革。不到一个月，2 月 17 日，沙皇的叔父、莫斯科总督谢尔盖大公（1857–1905）在马车中被炸死，进一步凸显局势的严峻。俄罗斯，正首次迎来一场席卷全国、跨越阶层的长期反抗。
工人罢工
在“血腥星期日”之后，圣彼得堡爆发了总罢工。学生们也纷纷响应，停课抗议，令中学和高等学府陷入停顿。沙皇在城市中作为“公正而合法统治者”的神圣形象彻底破碎。一名曾参加血腥星期日游行的工人写道：“在这一天，我仿佛第二次出生，但不再是那个宽恕一切、遗忘一切的孩子，而是一个满怀怨恨、准备奋起斗争并取得胜利的人”（Hosking, 409）。
同年五月，在自由派领袖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科夫（1859-1943）的推动下，“工会联盟”成立。它是一个涵盖广泛的联合体，由律师、工程师、教师、教授、医生、药剂师、兽医、记者、农学家、铁路工人、农民、女权主义者以及犹太活动人士等新兴协会组成（Shukman, 107）。这一联盟源自米留科夫在1904年领导的“解放联盟”，该组织曾公开呼吁建立一个真正具有代表性的议会。
十月间，更大规模的地方性与全国性罢工接连爆发。9月19日，莫斯科的印刷工人率先停工，不久其他行业也纷纷加入。圣彼得堡的工人也相继响应。局势在十月初急转直下：莫斯科的铁路工人举起罢工旗帜，而莫斯科正是帝国铁路网络的枢纽。几天之内，全国其他城市的铁路工人也跟进，使交通大受冲击。接着，煤矿工人、工具制造工人、面包师、印刷工、纺织工人、码头工人，以及学生与知识分子，纷纷投入其中，这股浪潮更是席卷整个帝国。到了十月中旬，许多城市几乎陷入完全瘫痪。莫斯科一家报纸如此写道：
煤气与电灯全都熄灭……大多数商店关门歇业，
门口和橱窗都用铁栅与木板封死……
城中多处只能在特定时段才有自来水。(Hosking, 410-11）
在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宣告成立。这一“苏维埃”（意为“委员会”）最初作为中央罢工协调机构出现，由格奥尔基·斯捷潘诺维奇·胡尔斯塔廖夫－诺萨尔（1877–1919）担任主席，列夫·托洛茨基（1879–1940）出任副主席。很快，它便“演变为整个革命工人运动的喉舌”（Brown, 97）。随着局势的发展，各地也相继建立起苏维埃，组织当地的罢工者，并向厂主与地方当局传达工人的诉求。苏维埃的呼声集中在争取变革，尤以八小时工作制为核心。然而，革命者们仍面临严峻的难题：他们缺乏统一的中央组织，也没有公认的领导力量。自1903年以来，左翼阵营便因理念分歧而分裂为由弗拉基米尔·列宁（1870–1924）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和由尤利乌斯·马尔托夫（1873–1923）领导的孟什维克，两派在如何扩展成员基础以及如何实现沙皇俄国的变革上存在根本分歧。
农民起义
20世纪初的俄罗斯依旧是一个半封建社会，尽管农奴制在1861年就已被废除。1897年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全国超过85%的人口仍是农民。19世纪以来，人口数量增长了三倍，土地短缺已成为迫切的问题。
1905年间，全国爆发了无数农民起义。农民——原本被视为沙皇最忠实的支持者——开始强行占有他们自认为理应属于自己的土地，因为耕种者本就是他们自己。正如历史学者舒克曼所言：“农民剥夺了私人地主的土地、牲畜和农具，往往还焚毁地主的房屋，甚至杀害地主本人”（Shukman, 13）。很快，俄罗斯西部的乡村局势彻底失控。夜空中映照出的红色火光，被称为“红公鸡”，象征着燃烧的农庄与庄园。然而，与工人一样，农民缺乏有效的武器（除了一些农具）以及统一的组织结构，无法将零散的暴动汇聚成对政府的系统性挑战。结果，这些起义很快被警察和军队镇压下去，成千上万的农民被逮捕、流放，或遭到鞭笞惩罚。
波将金号兵变
1905年5月14日，国内传来噩耗：在正在进行的日俄战争中，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在对马海战中全军覆没。俄罗斯损失了21艘舰只，其中包括6艘战列舰，而日本仅失去了3艘鱼雷艇。黑海舰队驻地敖德萨很快爆发大规模街头冲突，抗议者与当局对峙，6月15日，当局被迫在当地宣布实行戒严。就在这一天，黑海舰队的旗舰——波将金号战舰驶入港口。实际上，早在6月初，波将金号上的水兵们就已发动兵变，占领了整艘战舰。他们长期饱受海军中严酷的纪律和恶劣的伙食所折磨，而舰上贵族出身军官与普通士兵之间的矛盾也由来已久。幸运的是，对沙皇来说，叛乱水兵并没有向政府部队开火，也未能说服其他舰只的水手加入他们的行动。最终，波将金号驶往罗马尼亚投降。然而，这一事件并未就此终结。1905年10月，喀琅施塔得的海军基地爆发兵变；11月，塞瓦斯托波尔亦爆发叛乱。海军中接二连三的不满与反抗，清楚地显示出连军队这一支撑沙皇政权的基石，也已开始松动。
妥协：《十月宣言》
最初，沙皇打算用武力镇压这场革命。沉溺于专制的茧壳中，尼古拉二世自我说服，认为维护现有制度是自己的天职。他在登基时曾誓言：“我在继位时起誓，要完整无损地守护我从父亲手中接过的政体，并传给我的继承人。没有什么能让我违背誓言。”（Service, 10）更重要的是，沙皇坚信专制才是最适合俄国的统治方式。他曾向一位亲属坦言：“我绝不会同意建立代议制政府，因为我认为那对上帝托付给我的人民有害。”（Montefiore, 521）
沙皇的顾问们，包括德高望重的政治家谢尔盖·维特（Sergei Witte, 1849–1915），劝告尼古拉不要以暴制暴，因为那几乎必然会演变为全国性的内战。他们建议沙皇作出一些让步。二月中旬，尼古拉只肯作出最低限度的 concession ——宣布成立一个由人民选举的议会，但其职能仅限于就立法向沙皇及其内阁提供咨询意见。这一提议遭到普遍拒绝，因为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的期待。于是，八月，沙皇提出一系列软弱无力的改革措施，被称为《八月宣言》，但同样被自由派人士否决。最终，尼古拉被迫让步，并于10月17日宣布大赦和更深层次的改革措施，这份文件即《十月宣言》。
《十月宣言》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反对派：温和自由派和社会中非农民、非工人阶层大致感到满意，而农民、工人以及部分激进派依然坚持斗争。尼古拉的运气在于，他仍然握有警察的忠诚，同时在俄日战争（俄国于1905年8月屈辱战败）结束后，军队也得以归来并保持效忠。为了确保军心，士兵的薪水加倍，伙食改善。军队与警察及秘密警察（奥赫拉纳）一道，形成了三重镇压工具，残酷扑灭反对势力。
《十月宣言》为臣民保障了某些公民权利：新闻与集会自由有所放宽。工会、政党、罢工和学生的政治集会也被允许存在。然而，警方与当局仍然严密监控一切政治活动，记者因“过于激进”的报道而被罚款或监禁。沙皇还建立了新的议会体制，包括国务委员会（上院）和杜马（下院）。上院一半成员由皇室或贵族提名，其余来自上层阶级；杜马成员由全民选举产生，但大部分为间接选举。杜马拥有参与立法的权力。形式上，沙皇承诺自己将成为一位立宪君主。
大罢工随之结束，中产阶级欢迎法律与秩序的恢复。一些工人仍然要求更多改革，局部的罢工仍有发生，但此时当局已重新占据优势。大批被视为麻烦制造者的首领遭到逮捕。唯一的例外发生在莫斯科：1905年12月，一场罢工演变为武装起义。沙皇的谢苗诺夫近卫军出动，以火炮与机枪镇压起义，造成3000名平民死亡。
1906年4月，第一届杜马召开，但它并未成为真正独立的政治机构，因为部长依旧直接向沙皇负责，其财政权力也受限。1907年，选举制度再次修改，极大地倾向于富有的地主阶层（女性、士兵及部分工人无权投票）。这样，地主阶层或许得到安抚，但农民与工人阶级的不满仍在积聚。与此同时，沙皇的右翼支持者则愤怒于君主向民众屈服。他们将这种局面归咎于所谓的“犹太人阴谋”。右翼与反犹组织，统称为“黑百人团”，开始出现，并袭击犹太人、工人、自由派和学生。
Aftermath
1905年的革命，从严格意义上说，并未真正成功——它没有实现政权的彻底更替。但这场风暴的确逼近了终点线。正如历史学家C·里德所言：“专制从四面八方遭到围攻，而它仅仅是侥幸死里逃生。”（第75页）然而，沙皇尼古拉二世依然浑然不觉，依旧按照祖辈的方式恣意统治，从未意识到自己脚下权力的根基早已摇摇欲坠。1906年，彼得·斯托雷平（1862–1911）出任首相，他毫不迟疑地动用警察力量，残酷镇压全国各地的余波反抗。同年八月，他宣布戒严，逮捕叛乱者，并将其送上军事法庭审判，甚至剥夺了上诉的权利。到12月，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主要成员也被捕，许多人遭到流放。
血腥之后，斯托雷平确实着手进行了一些改革。他推动医疗与教育的发展，十年间新建了五万所小学。他的土地改革也给予农民更大的流动自由：农民可通过廉价贷款购置土地与改良工具，还能将原本分散的地块合并成更高效的农场。税负有所减轻，农民被鼓励迁往尚未充分开发的西伯利亚等地区。然而，这些改革成效有限。沙皇依旧顽固地拒绝更深层次的变革，杜马软弱无力，王室与“圣人”拉斯普京之间不体面的关系更是让民心离散。最终，当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8）中惨遭灾难时，一切矛盾集中爆发，催生了1917年的两场革命——三月推翻沙皇的第一次革命，以及十一月布尔什维克的二次革命。尼古拉二世被彻底废黜，苏维埃俄国建立，列宁掌权。正是列宁敏锐地指出，1905年的动荡不过是“一场革命的彩排”（伍德，第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