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年—公元前425/413年）是一位希腊历史学家，以其著作《历史》（Histories）而闻名。他被推崇他的罗马作家西塞罗（Cicero）称为“历史之父”，但也受到古代和现代批评家的质疑，被斥为“谎言之父”，他们认为他的作品不过是些荒诞不经的故事。
虽然希罗多德有时确实会传述不准确的信息或为追求效果而夸大其词，但他的记述经反复验证，大体上是可靠的。早期对其作品的一些批评，已被后来的考古证据所反驳，这些证据证明，他最常受诟病的说法实际上是准确的，要么是基于当时公认的信息，要么是由于他本人翻译或解读上的失误所致。
尽管显然他提出的许多说法如今已被认定为错误，但他的作品中仍有大量内容是准确的。即便他所提供的细节有误或夸大，他的《历史》一书往往仍能为理解某一特定事件或文化范式指明方向。时至今日，希罗多德仍被大多数历史学家公认为“历史之父”，以及研究古代世界的可靠信息来源。
可信度
对希罗多德作品的批评似乎源于雅典人，他们对他关于马拉松战役（公元前490年）的记述不满，尤其是对哪些家族在战胜波斯人中应享有最高荣誉的问题有异议。对其作品更为严肃的批评则涉及其游历记述的可信度。
其中一个例子是他声称在波斯有狐狸般大小的蚂蚁，它们在挖巢穴时会扬起金粉。希罗多德写道：
在这一片沙漠的沙土中，生活着一些蚂蚁，它们比狐狸还要大，虽然还远不及狗那么大。波斯国王的宫廷里也有这种蚂蚁，那是从沙漠中捕获后送到那里的。这些蚂蚁在地下筑巢，挖巢时把沙土带到地面，其方式与希腊的蚂蚁完全一样（它们在形态上也与希腊的蚂蚁非常相似），而且被带上地面的沙土中含有黄金。（《历史》第三卷，第102节）
这一说法一直遭到否定，直到1984年，法国作家兼探险家米歇尔·佩塞尔（Michel Peissel）证实，喜马拉雅地区的一种狐狸般大小的旱獭在挖洞时确实会扬起金粉，并且有记载表明这种动物在古代就如此行事，因为当地村民有着收集这种金粉的悠久传统。
佩塞尔还解释说，波斯语中表示“山地蚂蚁”的词与其表示“旱獭”的词非常接近，由此可以确定，希罗多德并非在凭空捏造他的巨型蚂蚁，而是由于他不懂波斯语，只能依赖翻译人员，结果成了翻译误解的受害者。
同样的情形也可能适用于希罗多德《历史》中的其他观察和说法，尽管肯定并非全部如此。为了讲出一个精彩的故事，希罗多德有时会沉溺于推测，而在其他时候，他则会将他听来的故事当作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转述。
这一点在他对巴比伦的描述中尤为明显，他似乎从未到访过那里。他从未声称自己去过，但他的描述如此生动，加上诸如“在我那个时代依然矗立”（第一卷，第181节，指巴比伦的通天塔）之类的措辞，让人不禁以为这是他亲历的目击记录。现代学术研究已经证明，希罗多德关于巴比伦的诸多记述有误，尤其是关于圣妓的声称（第一卷，第199节）以及城中没有医生的说法（第一卷，第197节）。即便如此，他关于巴比伦的叙述中仍有大量内容是准确的，这一点也适用于他其余的作品。学者罗宾·沃特菲尔德（Robin Waterfield）对希罗多德的可信度问题作出了最好的总结：
希罗多德本人并不期望我们相信所读到的一切。对他来说，“historie”一词仍然带有其爱奥尼亚语的本义，即“研究”或“调查、探究”，他经常强调他所提供的是临时性的信息，是他在研究中能够发现的最佳结果。他有时会以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身份打断正在进行的叙述，正是为了提醒我们不要把正在讲述的故事当作绝对真实的定论。（导言第27-28页）
与许多古代历史学家的情况一样，希罗多德笔下的“真实”并不总是等同于历史事实，但即便细节不准确，某一章节中总会包含某些历史真实的成分。例如，在常受批评的第一卷第199节关于圣妓的段落中，这种做法或许并非真实存在，但他的叙述反映了父权制将女性视为实用工具的总体观念，即便是在一个女性权利相较其他文化更多的社会中也是如此。
早年生活与旅行经历
尽管人们对希罗多德生平的细节知之甚少，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出身于小亚细亚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家境足以负担他的教育费用。他的写作技巧被认为是其曾接受当时最好学校全面教育的证据。他用爱奥尼亚希腊语写作，显然博览群书。他能看似随意地四处游历，也表明他颇有财力。据认为他曾作为重装步兵（hoplite）服过兵役，因为他关于战斗的描写相当精确，且总是从步兵的视角来叙述。
沃特菲尔德对希罗多德的早年生活评论道：
希罗多德并非雅典本地人。他出生于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即今土耳其城市博德鲁姆），时间大约在波斯战争时期。哈利卡纳苏斯是一个多利亚人的城镇，其希腊人、卡里亚人和波斯人之间通婚现象相当普遍……如果流传下来的后世记载无误的话，他的家族在波斯战争后的动荡岁月中被放逐，希罗多德可能在非常年轻的时候曾住在萨摩斯岛上。他在《历史》中偶尔的评论表明，他曾广泛游历东地中海世界。我们不知道《历史》最初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写成的；然而，很可能是源于他多年来在其他希腊城市以及正值帝国鼎盛时期的雅典所作的朗诵或宣读。（导言第10页）
如果沃特菲尔德所言正确，那么希罗多德早年游历的经历很可能塑造了他后来的志趣；他似乎从不在任何一地久留。他在其著作中自如地在不同文化之间穿梭，始终对讲述精彩故事抱有浓厚兴趣，而对于所听闻并记录于书中的传闻细节，则较少费心核实。如前所述，正是他的这种倾向，引发了数百年来针对他的批评。
《历史》
虽然不可否认希罗多德在其著作中存在一些错误，但他的《历史》一书总体上是可靠的，而且在所有与他的作品相关的学科（从考古学到民族学等等）的研究中，学者们一直在证实他所有最重要的观点。
希罗多德在其著作的序言中自称是哈利卡纳苏斯（位于小亚细亚西南海岸，即今土耳其）人，这一点被公认为他的出生地，尽管亚里士多德和《苏达辞书》称他是图里伊（Thurii，今意大利地区的一个希腊殖民地）人。这一差异通常被认为是古代文献来源（可能是希罗多德著作的某种译本）的错误所致，因为希罗多德可能曾在图里伊居住过，但并非出生在那里。
他曾广泛游历埃及、非洲和小亚细亚，并将自己的经历和观察记录下来，为后世留下了关于重要历史事件（如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战役，以及公元前480年的温泉关和萨拉米斯战役）、希腊、埃及和小亚细亚的日常生活，以及他在旅途中观察到的各种“奇观”的详细记载。他将巴比伦城列为这些奇观之一，这也正是其作品常遭批评的一个例子。希罗多德写道：
巴比伦坐落在一片广阔平原上，其规模之大，每边长22.5公里，整个城呈正方形，因此周长为90公里。巴比伦城就是如此宏大，其壮丽超过我们所知的一切其他城市。首先，城周围有一条又深又宽的壕沟，里面注满了水；城墙厚五十米，高一百米……在城墙顶端，沿边缘建有相对而立的单层城楼；城楼两排之间留有足以驾驰四马战车的空间。城墙四周共设有一百座青铜城门。（《历史》第一卷第178—179节）
考古证据以及其他古代文献记载清楚表明，巴比伦并不像希罗多德描述的那么大，也远没有一百座城门（实际上只有八座）。因此可以判定（如上所述），这一叙述是依据传闻而非亲身到访，尽管希罗多德似乎给人以他曾亲临其境的印象。由于他对荷马的作品极为推崇（他《历史》的编排结构便是效仿荷马的形式），因此有学者认为他关于巴比伦的段落是在模仿荷马对埃及底比斯的描写。学者W.F.M.亨克尔曼等人评论道：
对于这一描述，研究人员反复面临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所传递信息的“可靠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实用性”。但处理这一重要问题的方法并非总是没有假设成分的；很多时候，它都是基于某些隐含的假设前提来进行的。例如，人们普遍认为希罗多德本人曾亲自访问过巴比伦。同样，人们认为希罗多德所获取的信息是来自当地的消息提供者，因为人们认为他是按照现代研究所确立的规则行事的“早期史学家”，因此只会传递他自己所获得的信息。（450）
正如亨克尔曼及其合著者所指出的（沃特菲尔德等人也持同样观点），对希罗多德的诸多批评源于将现代历史研究标准应用于古代叙事。对希罗多德而言，如同对许多古代作家一样，事实细节远不如一个精彩的故事重要。他讲述故事的热情以及在这方面的才华，自古代以来就让批评者感到不安和恼火，但正是《历史》中的这种特质，也使这部作品备受推崇。希罗多德能够通过塑造生动场景和有趣人物，将读者带入他所叙述的事件中，而且常常用更贴近神话而非历史的解释来说明事件缘由。
他绝非他所描绘世界的客观观察者，常常就各种民族、风俗和事件长篇大论地发表个人见解。尽管他对荷马的推崇显而易见，但他也自由地质疑《伊利亚特》的历史真实性，追问阿凯亚人为何会为了一名女子而发动特洛伊战争这样漫长而代价高昂的远征。这仅是希罗多德在其作品中展现个人性格的众多例子之一。沃特菲尔德评论道：
在《历史》中，某些类型的叙事重复出现得如此引人注目，以至于让人感到我们正在看到叙述者独特的个人喜好浮现出来——他喜欢某一类特定的故事，只要有选择余地，他就会尽可能地将其纳入书中。希罗多德对自然与文化的相互作用着迷不已：生活在无树之地的斯基泰人发明了一种烹制肉食的方法，用动物的骨头和脂肪作燃料，用胃囊作锅来煮肉（第四卷第61节）。他还特别关注聪明才智之士和伟大成就；他乐于记录某件事物的“第一个发明者”，或某一座特别引人注目的建筑、船只、风俗，或其他文化成就。（导言第38页）
事实上，希罗多德的个性在他的作品中时常跃然纸上。读者会明白，自己在聆听一个有特定品味和兴趣的人讲述，而作者认为他要说的内容足够重要，无需为那些被认为不准确之处做出解释、限定或道歉；只要希罗多德觉得某样东西值得写进去，他就会写进去，而且他似乎从不介意读者对此吹毛求疵。
《历史》中的希罗多德
他对自己颇为自视甚高，这一点在《历史》的序言中显而易见，序言开篇便是：
以下呈现的是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所进行的探究，他将其公开发表，旨在借此保存人类往事的记忆，使之不致湮灭，并防止希腊人与异邦人的伟大而奇妙的功绩失去其应得的荣光；同时也记录下他们之间结仇的缘由。（第一卷，第1节）
与荷马（更早）或维吉尔（更晚）等其他古代作家不同，希罗多德并未将其叙述归因于神启，也未祈求神灵相助，而是明确宣布这是他自己而非他人的作品。他对自己的高度评价，还体现在《历史》首次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公开发表的记载中。
当时的作品通过朗读来发表，萨摩萨塔的希腊作家琉善（Lucian of Samosata，约公元125年—180年）声称，希罗多德一口气向听众朗读了整部《历史》，并获得了热烈的掌声。然而，关于这部作品发表还有另一个版本的说法：希罗多德拒绝向人群宣读他的作品，直到有足够的云层遮住讲台上的烈日为止。在他等待期间，听众纷纷离去，这一事件便催生了谚语“像希罗多德和他的云影一样”，用来讽刺那些因等待最佳时机而错失良机的人。
无论这两种说法哪一种属实，又或者是否确实，它们都反映了希罗多德似乎对自己的高度评价，同时也反映出他受到的极大尊重。在这两个故事中，听众都前来参加他的朗读会，要么为他喝彩，要么在烈日下忍受着等待，只为听他朗读。
晚年生活与仙逝
在游历了他所处时代的世界之后，希罗多德确实来到希腊殖民地图里伊居住，并在晚年对《历史》进行了编辑和修订。他也曾居住在雅典，且据认为他曾在某个时候返回那里。学者们推测，他很可能于公元前425年至公元前413年之间的某段时间，在雅典死于那场夺去了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Pericles，约公元前495年—公元前429年）性命的瘟疫。
他的名声如此之大，以致许多城邦（包括雅典和图里伊）都争相宣称是他的葬身之地，并为他修建了纪念碑。他作品经久不衰的重要意义至今仍为千百万人所珍视，如前所述，他仍被视为他所观察和记录的那个古代世界可靠信息的主要来源。即便他那些受到质疑或否定的段落，仍然能让读者对他所描述的事件或文化获得重要的洞见——即便仅仅是为了说明一位希腊作家是如何看待非希腊人的文化和习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