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所说的提洛同盟是一个在诸多希腊城邦间形成的，以海上力量为主的攻防同盟（συμμᾰχία）。该联盟又名提洛岛同盟，成立于第二次波斯入侵（公元前480-479年）后，而后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之际，雅典向斯巴达投降（公元前404年）时解体。
该同盟得名于提洛岛——最初，它将财物贮存于此。加盟城邦定期会晤商讨政策。提洛同盟有三大明确目标：一是对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实施报复并索取赔偿；二是解放所有波斯统治下的希腊人；三是保障希腊各城邦持久的自由。
在雅典领导下，提洛同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且不断扩张，然而，这也导致了从希腊本土到爱琴海周边的城邦遭受了雅典的广泛干预、限制，乃至沦为其属国。此般行径最终将提洛同盟推向与古希腊另一强大军事同盟——斯巴达及其盟友所构成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全面冲突。
从许多方面上，学者们最终以其引发的毁灭性内战定义提洛同盟：即最后导致了同盟覆灭的，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战争并不仅仅针对伯罗奔尼撒，更是牵动了整个同盟。战火波及了希腊全境，甚至连西西里，意大利，色雷斯，腓尼基，埃及，马其顿和波斯人也都被卷入其中。
正是提洛同盟那前所未有的伟大胜利最后导致了它的衰亡。
古希腊的同盟
古希腊人在组建合作性的多城邦同盟方面的经验颇为有限。这是因为每个城邦都竭力寻求并捍卫自身的独立（ἐλευθερία，即免受外界支配的自由）和自治权（αὐτονομία，即内部的自治权），同时还孜孜不倦地追求并维护本邦的自足性（αὐτάρκεια，即自给自足能力）。因此，多个城邦间的联盟常常与这些城邦公民所秉持的理念相背离，而这些理念恰恰诠释了独立城邦的本质。
古希腊的各同盟因其建立时的具体情境而各不相同。同时，古希腊语中συμμᾰχία一词与其英文翻译（league）具有同样的语义模糊性。在各类同盟中，成员共同立下的誓言是决定它们本质和规模的首要因素，因此，没有两个同盟会在运作范畴或实际执行上完全一致。
古希腊人还制定出一种更为狭义的防御协定（ἐπιμαχία），即各城邦仅会在一城邦受到外部威胁的情况下加以援助。然而，广义上的攻防同盟（συμμᾰχία）通常有两种典型形式：一种是存在地位突出的霸主，另一种则是基于相互盟誓的协定。
在霸主模式中，较为弱小或贫穷的城邦发誓与强大的霸主（ἡγεμών，意为“领袖”）“同仇敌忾”，同时承诺“唯霸主马首是瞻”。但反过来说，霸主却未必承担相应义务。底比斯和其邻邦间的波俄提亚同盟，以及斯巴达与盟友组成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皆属于这种模式（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2.1， 4.91，5.37.4-38.4；《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16.11）。
而在相互盟誓的协定下，所有城邦共同立下完全互惠的誓约，即各城邦均同意在平等的前提下共同决策，互帮互助。然而，该类同盟鲜少明确划分各成员的攻防义务。成立于公元前481年的反波斯同盟就是该模式的典型——尽管其并无正式名称(希罗多德：《历史》，7.145.1，148.1，235.4)。
总而言之，为了获取正式联盟带来的特定利益，这些加入攻防同盟的城邦不得不接受对于完整而绝对的独立性（ἐλευθερία）一定程度的削减。在诸多层面上，提洛同盟超越了，并最终替代了反波斯同盟，尽管后者并未因前者的成立而消亡。
合作同盟，还是雅典帝国？
学者们普遍认为，雅典最终利用提洛同盟的资源牟取私利。许多学者进一步指出，早在同盟建立之初，雅典人便已在推行压迫性的帝国主义统治。也有观点认为提洛同盟在大约公元前450年，甚至早在公元前460年就已异化为“雅典帝国”——无论如何，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公元前432年）前，这一转变业已完成。然而，并不是所有希腊史学者都赞同雅典不论是在严格意义还是实质层面上都建立或领导了一个帝国。
古希腊语并不存在表述“帝国”或“帝国主义”的词汇——它们源自拉丁语imperium（统治权）。对于罗马人而言，imperium意味着凌驾于居民和外国人之上绝对权威，但古希腊人并不区分统治权本身和统治机构。因此，当试图用imperium这一罗马概念解释雅典对提洛同盟的统治时，学界出现了诸多分歧：它是否能同罗马帝国或波斯帝国的统治模式相提并论呢？
至少在古希腊人看来，这个由平等独立城邦组成，旨在抵御波斯进攻并伺机反攻的攻防同盟很快就演化为纯粹的“雅典霸权”，最终堕落为武断的“雅典专治”。
同时有证据表明，自提洛同盟创立后的30年内，其资源运用已从遏制波斯势力的初衷转向了迎合雅典在本土和海外的野心。这种变化使得合作同盟沦为某种帝国主义工具，不过，想要准确描述并记录变化本质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希波战争
公元前479年，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的侄子保萨尼阿斯在普拉提亚指挥一支希腊联军，于公元前478年率领希腊人征战于塞浦路斯和拜占庭。然而，当保萨尼阿斯的傲慢自大之举以及通敌波斯之嫌引发了一场针对他的哗变后，萨摩斯人和开俄斯人驱逐了这名将领。随后，斯巴达人召回了他。
接下来，开俄斯人，萨摩斯人与莱斯博斯人请求爱奥尼亚的雅典人取代多里安的斯巴达人成为联军的领袖。虽然雅典人克桑提波斯支持指挥米卡尔之战的斯巴达国王列奥蒂希德出任此职，但同为雅典人的利西马科斯之子阿里斯提德与米提亚德之子客蒙已然在会议上掌握主导意见。彼时斯巴达国王已经回到伯罗奔尼撒半岛，故而，历来抵触长期对外义务的斯巴达人并未提出异议——不论是承担爱琴海地区的责任还是将影响力扩展至伯罗奔尼撒半岛以东，他们对此既缺乏兴趣也不情愿。
在骄傲和恐惧的双重作用下，雅典人揽下了这一差事。他们的骄傲根植于在萨拉米斯海战和马拉松战役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恐惧则来源于对自由海上贸易日益增长的依赖，尤其是向阿提卡地区进口的谷物。从一开始，雅典人就认识到在与波斯的任何战争中，他们都会是最大的输家。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对接下来在拜占庭海岸展开的谈判详情知之甚少，不过，仍有资料表明，希腊人决定成立一个全新的同盟，而不是维持或壮大原有的反波斯同盟。公元前477年的初夏，来自爱琴海岛屿和沿海城邦的代表们齐聚一堂。
提洛同盟的成立
古希腊人将新同盟的总部设立在提洛岛——该岛自古以来就是爱奥尼亚人和多利安人举行神圣庆典的中心。同盟核心成员约150座城邦中，有36座爱奥尼亚城邦来自小亚细亚西海岸，35座来自赫勒斯滂，57座来自卡里亚和色雷斯（或称卡尔基迪克），剩下约20座则来自爱琴海群岛伊奥利亚地区——没有一座伯罗奔尼撒城邦加入。
雅典人出任联军指挥官，他们也有权决定哪些城邦需要提供船只与人力，哪些城邦只需要提供经济支持。雅典人还任命了十位财政官（ἑλληνοταμίαι）对存放在神庙的财物的收缴与按需分配进行监督。理论上说，同盟成员需要在指定日期将财物运输至岛上，但遗憾的是，我们仍不清楚具体收缴流程。
公元前477年仲夏，雅典人阿里斯提德核算了首份贡金（φόρος）。阿里斯提德检视了每个盟邦的土地和收入以确定其应缴纳的贡金，“依据他们的支付能力确定总额应当为460（或560）塔兰同（τάλαντα）”（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96；普鲁塔克：《阿里斯提德传》，24.1；狄奥多罗斯：《历史丛书》，11.47.1）（一塔兰同=25.992千克纯银）。尽管他的具体计算过程已不可考，学者们普遍认同阿里斯提德先根据各邦的财政承担能力对所有盟邦进行评估，然后将较为强大富裕的城邦的份额转化为对应的海上军备贡献。然而，直到公元前454年，尽管成员远多于计算基期，《雅典贡金表》显示同盟每年平均收缴额均少于400塔兰同。这引发了学者们的争论：二者之间的差距是否可以通过某些城邦提供舰船和兵力以代替缴纳贡金解释，抑或是修昔底德与狄奥多罗斯的记载存在文本传抄错误，实际上应当降低首次评估的金额，从而契合贡金表数据？
尽管有资料证实，公元前450年同盟就已拥有重装步兵或轻步兵，但其似乎并未要求成员提供该类兵种。雅典，开俄斯，萨摩斯，莱斯博斯和其他较大的城邦为同盟提供了绝大部分舰队，而其余城邦每年向提洛岛的财库上交规定贡金；之后，每四年都会重新进行核定（例如调整每年的数额）。
学者们仍然在推测并讨论由各盟邦代表立下的初始誓约的确切措辞与本质，不过，总而言之，所有成员一致同意“同仇敌忾，休戚与共”。（希罗多德：《历史》，9.106.4；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44.1；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3.5；普鲁塔克：《阿里斯提德传》，25.1）。代表们将金属锭沉入海中，以此象征同盟的永恒——只要铁锭不浮出水面，同盟就将永久存续。
提洛同盟的结构
事实证明，新同盟的组织运作相当清晰：各盟邦能够保持其独立性，内部事务不受同盟干涉；同盟的政策与行动由它们在提洛岛举行的会议共同商定，每个城邦享有平等的投票权。但是，提洛岛会议的召开频率与时间仍未被知晓。理论上说，这些会议由雅典人主导，至于他们具体怎样确保自身在会议中的超然地位，学界对此依旧存在分歧。
一派观点认为，雅典在共同会议中拥有与盟邦相同的投票权。（ἰσόψηφος，同票同权，本义为同等的鹅卵石）。然而，事实上，大量小城邦往往赞成雅典的提议。因此，从一开始，雅典总能拉拢其他城邦而在投票中战胜那些反对自己的成员，从而主导会议，形成了一种同权多票的垄断局面（πολύψηφοι，本意为多个鹅卵石）。然而，这样简单的理解会带来不少问题。雅典人指挥同盟的战役，同时又监管财政。倘若同盟表决反对，雅典依然会强行发动战争或推动政策实施吗？倘若同盟事先并不确定雅典的态度，他们还会制定政策和战略吗？倘若结果并非雅典所愿，同盟还可以迫使她行动吗？
另一派观点则认为，提洛同盟在本质上是一份双边协议：会议中，雅典作为霸主自成一派，其余自治城邦构成另一派，双方仅承诺在敌友关系上保持一致，但盟邦并不会无条件追随雅典。换言之，任何一方都不能将意愿强加于对方。
无论会议最终以何种方式召开，最后皆是殊途同归：雅典自始至终占据主导地位，且影响力随盟邦贡金的减少逐年增长，直至同盟会议悄然退出历史舞台。
但从另一方面说，同盟禁止各成员擅自发动战争，也从未有盟邦在战争爆发之际临阵脱逃。因为它的行动不定期地需要一支稳定且持续的活跃舰队，一套组织严密的财政收缴和分配体系成为了刚需。雅典很快就掌握了确保同盟全部决策得以实施的途径，因此，相较于波俄提亚联盟或伯罗奔尼撒同盟，提洛同盟有一项显著优势：它能够依靠充足的资源迅速而果断地采取行动。
同盟伊始
提洛同盟第一阶段的行动始于同波斯帝国的公开对抗，终于在攸里梅敦河取得对波斯的决定性胜利（大约从公元前479/8至465/4年）。它积极地回击波斯在爱琴海地区的扩张：在米提亚德之子，雅典将领客蒙率领下，希腊的一系列军事协同行动既收复了被波斯占领的城邦，又解放了希腊北部与小亚细亚。
然而，其内部的分歧与嫌隙以及雅典渴望一家独大，对其他盟邦采取强制手段的意图也早在这一时期初露端倪。同盟选择首先攻占艾昂——一座在薛西斯的侵略路线上处于战略性位置的城邦——和斯基罗斯岛，进而通过驱逐盘踞在斯基罗斯的多洛皮亚海盗“解放了爱琴海地区“（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98.1；狄奥多罗斯：《历史丛书》，11.60.2；普鲁塔克：《客蒙传》，8.3-6）。接下来的一系列战争成功拔除了色雷斯和克森尼索的波斯要塞，扩大了希腊在小亚细亚西、南沿海的势力范围（爱奥尼亚与卡里亚地区）。
结果是，提洛同盟最初的几年为爱琴海的小城邦，尤其是岛屿带来了巨大利益。海上贸易大幅增长，频繁的海上军事行动也为来自贫穷地区的希腊人提供了报酬良好的差事。盟邦很快增加到了将近200座，但在公元前472年，同盟公然强迫卡利斯图（地处优卑亚岛南端）加入自己。由于在先前希波战争中对波斯的支持和保持中立，不上交供款的意图，卡利斯图名声不佳。雅典人主张任何城邦都不得在未承担义务情况下分享利益，大多数盟邦表示赞同。
攻陷纳克索斯
出于未知原因，约公元前467年，纳克索斯试图退出提洛同盟，但随后雅典人“围攻并占领了它，纳克索斯（因而成为）同盟中由于雅典违背原先订立的盟约而遭奴役的首例”（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98.4）。此次征服带来了始料未及的变化，但绝大部分的城邦似乎都了解单方面的退出或背叛是不被允许的，否则同盟就会立即瓦解并摧毁所有因之而来的利益。
现如今，效忠誓言中出现了全新字眼——臣服。换言之，对纳克索斯的征服为雅典人以武力手段确保盟邦的服从开创先例，并将其贯彻始终。
攸里梅敦战役
客蒙继续在东方率领一支由300条三桨座战船组成的提洛同盟舰队，其中200艘来自雅典，100艘来自其余盟邦。他沿着卡里亚与利西亚海岸航行，攻陷并洗劫了部分城邦，拔除了另一些城邦的波斯要塞，并使其中大部分加入同盟。他对波斯人穷追不舍。
波斯人在塞浦路斯附近集结了一支庞大的腓尼基舰队，而客蒙将兵力集中在特里奥皮亚岬。攻占法塞利斯后，他直取潘菲利亚的攸里梅敦河，立即发起攻击并大败这支腓尼基舰队与来自塞浦路斯的增援——经此一役，近200条船只被俘获或摧毁，客蒙就此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本文为提洛同盟系列文章：
提洛同盟 1：从肇始到攸里梅敦战役（公元前480/79-465/4年）
提洛同盟 2：从攸里梅敦战役到三十年和平（公元前465/4-445/4年）
提洛同盟 3：从三十年和平到十年战争的开端（公元前445/4-431/0年）
提洛同盟 4：十年战争（公元前431/0-421/0年）
提洛同盟 5：尼基阿斯和约，四国同盟与远征西西里（公元前421/0-413/2年）
提洛同盟 6：泽凯利亚战争与雅典的陷落（公元前413/2-404/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