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罗伦萨手抄本》是一部对十六世纪墨西哥生活的百科全书式记录，也是了解西班牙征服时期欧洲文化与本土文化交流的珍贵资料。这部手抄本诞生于社会动荡时期，其编写旨在记录墨西哥阿兹特克人在昔日繁华的特诺奇蒂特兰城周边地区的文化与信仰。该书内容广泛，涵盖宗教、日常生活、本土动植物，以及原住民对征服本身的看法。
在西班牙当局持续打压阿兹特克文化与信仰的背景下，《佛罗伦萨手抄本》成为记录并保存这一正遭系统性审查的过去与民族的尝试。它由众多学者合作完成，以两种不同语言书写，由多位抄写员执笔，并由多位艺术家以独特的融合风格绘制插图，共同构建了一幅阿兹特克文明在帝国覆灭后文化、语言与历史的多元图景。
目录
《佛罗伦萨手抄本》历经近30年编纂，最终于1575年秋至1577年春间完成。这部手抄本由12册彩绘书籍构成，总计2446页，配有2472幅插图，通常认为其编纂者为方济各会修士弗赖·贝尔纳迪诺·德·萨阿贡（Fray Bernardino de Sahagún，1499-1590）。尽管手抄本现藏于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劳伦齐亚纳图书馆，其现代名称也由此而来，但学者们并不知晓其编纂完成时的原始名称。萨阿贡本人在西班牙语中曾以多种方式指代这部手抄本，如“doze libros”（“十二卷书”）、“obra”（“作品”），以及更为详尽的“Historia general de las cosas de la Nueva España”（“新西班牙事物通史”）。尽管手抄本确实包含历史内容，但其涵盖范围远超这一标题所能涵盖的范畴。
《佛罗伦萨手抄本》的目录如下：
- 第一卷：序言与诸神
- 第二卷：阿兹特克历法仪式
- 第三卷：诸神起源与神话传说
- 第四卷：占星术与占卜实践
- 第五卷：预兆
- 第六卷：修辞学与道德哲学
- 第七卷：自然哲学与天象（日、月、星辰）
- 第八卷：特诺奇蒂特兰、特拉特洛尔科、特斯科科和韦索特拉诸领主，及其教育、习俗
- 第九卷：商人、工匠与手艺人
- 第十卷：民众、职业与人体解剖
- 第十一卷：世间万物，自然史
- 第十二卷：从原住民视角看特诺奇蒂特兰与特拉特洛尔科的征服
这部鸿篇巨制的手抄本页面包含两种语言的文本：西班牙语，即手抄本目标受众的语言；以及纳瓦特尔语，即墨西哥原住民的语言。尽管文本为双语，但两种语言并非互为翻译。相反，两种文本并行存在，西班牙语文本经常对原住民语言文本的内容进行解释、缩写、补充或省略。因此，现代学者强调，应将两种文本结合起来阅读，而非以一种替代另一种：尽管条目可以并排阅读，但其含义并不总是协调一致。西班牙语文本和纳瓦特尔语文本的出现频率有所起伏；有时一种语言的文本比另一种少，有时某一页则完全缺失某一种语言的文本，甚至当两种语言文本同时出现时，读者也可能发现其语气、含义或内容存在不一致之处。
除了两种语言文本外，《佛罗伦萨手抄本》还穿插有大量插图。这些插图既有装饰性图案，也有完整的构图；许多插图色彩鲜艳，而另一些则仅以墨线勾勒轮廓，但所有插图均由原住民艺术家历经数年绘制而成。在十六世纪，图像是跨越语言和意识形态障碍、高效传递信息的手段，也是早期殖民世界中传播信息的常用方式。彩绘织物、壁画、版画、横幅以及其他图像表达形式，成为宗教、政治和社会交流的工具，特别是在早期，当时只有少数人能够进行纳瓦特尔语和西班牙语之间的翻译，更不用说中美洲当时使用的其他语言了。《佛罗伦萨手抄本》中的图像代表了一种完全独立的交流方式，尽管两种文化以不同方式对其有所熟悉。
在纳瓦特尔语中，原住民画家兼书写者被称为“tlacuiloque”（单数形式为“tlacuilo”），他们继承了欧洲殖民美洲之前数百年间的艺术传统。这些图像由技艺精湛的工匠创作，是风格上的融合，将本土传统艺术元素与欧洲传统风格的格式和惯例相结合，特别是偏爱在页面布局中将主体正式隔离的惯例。尽管图像的呈现方式总体上更具欧洲风格，但《佛罗伦萨手抄本》中仍有几处体现了阿兹特克艺术传统。这些传统包括使用卷曲符号（称为“言语卷轴”）来在静态图像中表示说话的人物，以及在水流卷须边缘描绘海贝的做法。这两种风格元素均出现在《波旁王朝手抄本》（Codex Borbonicus）中的查尔丘特里魁（Chalchiuhtlicue，阿兹特克神话中的一位女神）图像中，该手抄本由阿兹特克祭司创作，保留了许多前西班牙时期的图像表现方式。
尽管手抄本的文字以两种文化的语言呈现，但《佛罗伦萨手抄本》中的图像却最为清晰地展现了16世纪墨西哥文化融合的范例：
这样的作品唯有在中美洲方能诞生，因为在这里，引入罗马字母和欧洲艺术风格对那些数世纪以来一直用墨水和天然颜料书写绘画的人们而言是顺理成章之事。它是少数几部由原住民参与创作、代表原住民文化的首批手稿之一。
（彼得森 & 特拉西亚诺，第13页）
萨阿贡的合作者
尽管方济各会修士贝尔纳迪诺·德·萨阿贡被认为是《佛罗伦萨手抄本》的作者，但实际上它是众多合作者共同努力的成果，其主要内容源自墨西哥原住民社区人们的贡献。话虽如此，若没有萨阿贡，这部手抄本也不可能问世。除了提出项目构想并积极推动外，他的角色还包括撰写、协调、编辑和翻译。考虑到手抄本涉及的广泛主题以及抄写员和艺术家们所付出的巨大劳动量，即便像萨阿贡这样雄心勃勃的人，也无法独自完成这一宏大项目。
萨阿贡是一位教师兼传教士，他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将墨西哥的原住民皈依为天主教基督徒。他认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必须了解在西班牙殖民影响之前墨西哥存在的信仰体系、文化和语言。毕竟，传教士若无法识别一种宗教，便无法在意识形态上取代它；若无法与潜在皈依者共享一种共同语言，便无法传达基督教教义。但萨阿贡及其教会同僚是在征服之后来到墨西哥的，他们对阿兹特克文明几乎一无所知。为了实现其最终的传教目标，萨阿贡不得不依赖那些他试图皈依的人所提供的信息。
除了内容方面的需求，萨阿贡在记录过程中也需要他人的协助。这部近2500页的《佛罗伦萨手抄本》是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经过多位书写工整、有文化的男子共同努力，多次起草才完成的。这些男子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出生于墨西哥的原住民家庭，随后在由西班牙教会赞助并配备教职人员的学院接受教育。他们和萨阿贡本人一样，精通纳瓦特尔语、西班牙语和拉丁语，在手抄本的创作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过程主要发生在萨阿贡生命的后期，当时年迈的他已因双手颤抖而无法亲自书写任何内容。尽管他无疑是手抄本序言和部分西班牙语文本的作者，但这些部分仅占《佛罗伦萨手抄本》内容不到一半的比例。
《佛罗伦萨手抄本》的创作历程
1559 年至 1565 年期间，萨阿贡和他的合作者们通过与特佩普尔科（Tepepulco）和特拉特洛尔科（Tlatelolco）聚居地的长老们交谈，收集了日后成为《佛罗伦萨手抄本》的内容。在特佩普尔科期间，萨阿贡与当地官员合作，召集了大约十二位长老。这些长老都亲身经历过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及其军队带来的灾难性入侵，他们能够为萨阿贡的项目提供关于前西班牙时期阿兹特克文化的知识。在方济各会修士及其抄写员学者团队记录下长老们的口头证词后，长老们还提供了代表他们所述内容的图像。如前所述，在罗马字母传入墨西哥之前很久，阿兹特克的 tlacuiloque（画家兼书写者）就已通过图像记录来保存历史和文化。
在特佩普尔科待了三年后，萨阿贡和他初具雏形的手抄本被转移到了特拉特洛尔科。在那里，他再次阐述了自己的意图，并从原住民中挑选了领导者。萨阿贡又邀请了大约十位长老，他们都能熟练使用纳瓦特尔语，且熟知阿兹特克人征服前的习俗。随后，萨阿贡和他的团队继续对这部作品进行拓展、澄清和修订。
1565年左右，当这位方济各会修士在特拉特洛尔科结束访谈时，他的合作成果已催生出如今被称为《马德里手抄本》（Códices Matritenses）的早期版本，此即《佛罗伦萨手抄本》的初稿。与后来的版本一样，《马德里手抄本》以西班牙语和纳瓦特尔语写成，但与《佛罗伦萨手抄本》不同的是，1565年的初稿并无插图，且包含三栏文本。左侧栏以西班牙语书写，涵盖萨阿贡对中间栏所述主题的注释，中间栏则全部以纳瓦特尔语就特定主题撰写。最右侧的栏在《佛罗伦萨手抄本》中并未出现，该栏详细阐述了萨阿贡对纳瓦特尔语的词汇注释。这位方济各会修士原本也计划将第三栏纳入《佛罗伦萨手抄本》，但据萨阿贡自己判断，由于时间和支持的缺乏，他这部最终的著作未能成为他原本期望的语言资源。
此时，萨阿贡开始描述编辑工作，他将内容分为十二卷，并将文本按特定章节和段落进行整理。他写道：
墨西哥人在重新抄写这十二卷书时，对内容进行了诸多修正与补充。如此一来，我的作品先后经历了三次筛选：第一次是在特佩普尔科（Tepepulco）；第二次是在特拉特洛尔科（Tlatelolco）；第三次则是在墨西哥城（Mexico）。
（第二卷，第1v - 2r页，加西亚·加拉加尔扎译）
在参与筛选其作品的人中，这位方济各会修士点名提到了几位。尽管这并非其原住民合作者的完整名单，但萨阿贡还是提到了特拉特洛尔科学院（colegio of Tlatelolco）的负责人马丁·雅各比塔（Martín Jacobita）、出生于阿斯卡波察尔科（Azcapotzalco）的安东尼奥·瓦莱里亚诺（Antonio Valeriano），以及来自夸乌蒂特兰（Cuauhtitlan）的阿隆索·维赫拉诺（Alonso Vegerano）和佩德罗·德·圣布埃纳文图拉（Pedro de San Buenaventura），他们均精通拉丁语、西班牙语和纳瓦特尔语。在抄写员名单中，他列出了来自特拉特洛尔科的迭戈·德·格拉多（Diego de Grado）和博尼法西奥·马克西米利亚诺（Bonifacio Maximiliano），以及来自霍奇米尔科（Xochimilco）的马特奥·塞韦里诺（Mateo Severino）。彼得森（Peterson）和特拉西亚诺（Terraciano）认为，特斯科科湖周边社区还有许多未具名的合作者，为最终成果做出了贡献。萨阿贡最终完成的这部著作，所包含的内容远超将原住民皈依基督教所需的范畴。他创造了一个载体，通过它，我们至今仍能听到和看到十六世纪纳瓦特尔语作者和艺术家的声音与作品。
萨阿贡的目标
在《佛罗伦萨手抄本》第一卷的序言中，萨阿贡阐述了该手抄本在实际应用方面的多重目标。其首要目标自然围绕着他将原住民皈依基督教的职责。他将传教士的工作比作医生诊断和治疗疾病，声称正如医生照料身体一样，神父和忏悔牧师旨在为那些他们试图皈依基督教的人的灵魂提供精神指引。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坚称有必要准确记录西班牙征服前墨西哥原住民的语言和信仰。这些语言学和人类学方面的努力，成为了该手抄本所宣称的其他目标。
手抄本中大量纳瓦特尔语的使用，体现了萨阿贡为实现这一目标所付出的投入程度。早在1540年，远在启动日后成为《佛罗伦萨手抄本》的项目之前，他就已经用纳瓦特尔语撰写了多篇布道文，数量足以覆盖全年所有圣徒纪念日和星期日的布道需求。他针对原住民——无论是贵族还是下层民众——量身定制这些布道内容，不仅采用他们的语言，还根据当时他所了解到的他们的接受能力进行调整。随着了解的深入，这位方济各会修士发现，原住民的能力不仅超出了他的预期，还让他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深的敬意，这种敬意也影响并强化了他在人类学研究目标上的信念。
虽然尚不清楚萨阿贡究竟何时形成了这种情感，但他明确表示，自己的目标之一是证明那些在科尔特斯及其军队手中遭受灭顶之灾的原住民群体的价值。在《佛罗伦萨手抄本》开篇，萨阿贡引用了《旧约》中归于耶利米（Jeremiah）的预言，指出该预言与墨西哥征服中原住民的命运存在相似之处：
我必使一个民族从远方来攻击你，它是一个强大的民族，是勇敢的民族，是古老的民族，是善于作战的民族，它的语言你不懂，也从未听过他们说话的方式——他们个个都是勇士，勇猛无比，嗜杀成性。这个民族要毁灭你，毁灭你的妻子儿女，毁灭你所有的一切；他们要毁灭你所有的城镇和建筑。”这段预言，一字不差地应验在了这些印第安人身上，他们正是被西班牙人如此践踏和毁灭，他们的一切都被彻底摧毁，以至于完全看不出他们从前的模样。
（第一卷，第vir页，加拉加尔扎译）
萨阿贡还进一步悲叹道，尽管原住民的治理方式“远超许多自诩高度文明的民族”（第一卷，第vir页，加拉加尔扎译），但他们仍被视为野蛮人。
在《佛罗伦萨手抄本》的剩余篇章中，萨阿贡持续赞颂着原住民群体——尤其聚焦于他们卓越的教育体系、精妙的修辞艺术，以及在艺术、科学与技术领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他甚至将中美洲文化与特洛伊、罗马、迦太基和威尼斯这些欧洲备受尊崇的文明相提并论，着力凸显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尽管萨阿贡在所有这些赞誉之后，都附加了一个前提性的观点，即中美洲是一个远离上帝恩泽之地，恶魔曾在此肆意横行、繁荣昌盛，但他依然将美洲原住民视为西班牙人的同族，认定他们同为亚当的后裔。
《佛罗伦萨手抄本》的遭禁
在向西班牙读者阐述观点时，鉴于他们的视角很可能受到了征服者带有偏见的描述的影响，萨阿贡竭力强调墨西哥原住民文化与遗产的价值。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观点远超同时代西班牙人所能接受的范围：
对于西班牙官员，尤其是教会权威而言，使用原住民语言撰写的文字本身就令人心生疑虑，而图像则可能带有偶像崇拜的意味；翻译行为本身或许会掩盖异端思想，隐藏危险的政治含义。
（彼得森与特拉西亚诺，第14页）
萨阿贡几乎肯定意识到了这些潜在的偶像崇拜风险，但他依然大力支持一部主要以墨西哥原住民语言撰写、并由原住民艺术家精心绘制插图的手稿。甚至在1577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在位时间1556 - 1598年）下令没收所有涉及原住民历史与宗教的手稿时，萨阿贡仍可能无视王室命令，私藏了一份手抄本副本，并主动提出再次抄写并寄送，以确保其能被接收。该手抄本于腓力二世颁布禁令的当年被送往欧洲，1587年被美第奇家族收购，随后在历史记载中消失了近两个世纪。直到1793年，这份手抄本才被重新发现，但直到1879年才得到真正的研究，并于201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