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流感（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西班牙媒体公开报道了此次疫情，而其他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国则对相关消息进行压制）于1918年3月在堪萨斯州的芬斯顿军营（Camp Funston）爆发。与其他人群相比，这场流感对年轻健康的成年人攻击尤为猛烈。疫情分三波来袭（1918年3月至9月、1918年9月至12月、1919年春至夏），全球近5亿人受到感染，死亡人数高达5000万至1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环境条件、卫生状况恶劣、医院人满为患、饮食习惯不佳，以及当时对病毒感染普遍缺乏认知和有效治疗手段，这些因素共同加剧了这场流感的致命性。
起源与传播
这场大流行病始于堪萨斯州的哈斯克尔县（Haskell County）。该地区既以牛群和猪群闻名，也是17群候鸟的迁徙通道。最可能的传播路径是：候鸟感染猪群，猪群再将病毒传染给人类。1918年1月至2月，洛林·迈纳（Loring Miner）医生向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报告了首批病例。作为病毒携带者，应征入伍的新兵于1918年3月至4月在芬斯顿军营（Camp Funston）服役期间，将疾病传播给了军营内的其他人。
疫情暴发的早期正值春季，尽管出现了数百例病例，但死亡病例极少。4月，芬斯顿军营的士兵开始启程前往法国，另有一些被派往美国其他军事基地。当时，军营、运输列车与船只、前线均人满为患且卫生条件恶劣，为这种通过空气传播的传染性疾病扩散创造了理想条件。
1918年10月至11月疫情高峰期，西线战场士兵的死亡率达到2%，而印度的报告显示死亡率高达10%。1919年疫情第三阶段因战后士兵经沿海港口和军事基地返乡而加剧，此类情景在全球港口城市屡见不鲜。
病毒
1918-1919年席卷全球的病毒是甲型H1N1流感变种。该病毒起源于野生水禽，经由猪类传播后进化出人际传染能力。病毒通过空气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凭借快速复制的特性迅速侵袭上呼吸道，导致免疫系统超负荷运转。在年轻且强健的人群中，免疫系统反应更为剧烈，引发严重炎症并导致肺部积液积聚。随着身体机能衰弱，流感感染往往引发继发性感染，尤其是肺炎。
接触流感病毒后，症状会在2至3天内出现。患者会出现发热、寒战、乏力、肌肉酸痛、头痛、咳嗽、咽痛、恶心和呕吐等症状。1918年大流行的一个独特特征是患者皮肤出现蓝紫色（临终前转为深紫色），即紫绀型氦紫症。这种症状会导致肺部积液，使患者窒息而亡。患者通常在发病后3至5天内死亡。贫困人群、士兵、医护人员以及在拥挤环境中工作的人群死亡率最高。
导致疫情蔓延的因素
在主要城市地区，密集的建筑与工作场所，以及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为病毒提供了大量宿主。这种过度拥挤往往伴随着卫生条件恶劣、水质差、食物供应不足以及个人卫生习惯差等问题。
战区则面临着各军事设施中士兵和支援人员极度拥挤的状况。军营中居住条件拥挤、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战场的堑壕战环境，以及运兵船上的条件，都助长了疾病的传播。此外，卫生条件差、营养摄入不足、士兵饱受各类战伤困扰，以及此前未接触过流感而缺乏自然免疫力的士兵群体，都进一步加剧了疫情蔓延。难怪在1918年秋季疫情高峰期，受影响最严重的群体是20至40岁人群，尤其是士兵和水手。
直到二十世纪30年代，医学界才明确区分细菌与病毒；而直到2005年，1918年流感病毒的基因组才最终被完整测序。在意大利等地的疟疾病房中，奎宁疗法似乎显示出一定效果——接受该治疗的患者中鲜有人感染流感，但反对者指出，缺乏科学数据支持奎宁的治疗作用，且疟疾患者同样会感染流感。阿司匹林也曾被用于治疗，但往往因剂量过大，导致患者肺部积液，最终引发死亡。
另一种医疗手段是大规模疫苗接种。英美两国医生使用了多种疫苗，有时还混合使用，但接种效果参差不齐。1918年，现有疫苗均针对细菌感染开发，部分流感患者接种后病情反而加重；而接种肺炎细菌疫苗的患者，死亡风险似乎有所降低。由于当时（1918年）尚无抗生素治疗继发性细菌感染，首个抗生素直到1928年青霉素被发现后才问世。
公共卫生措施
由于缺乏有效的医疗应对手段，各社区只能依赖禁止公众集会、关闭私营企业、保持社交距离以及佩戴口罩等措施。关闭的场所包括电影院、剧院和酒馆/酒吧，但酒馆往往完全无视这些命令。公共卫生官员提起诉讼以强制企业遵守规定，但法院裁决结果不一。在某些案件中，法院裁定卫生部门的关闭令不适用；而在其他案件中，法院仅允许在疫情存在期间限时关闭。随着疫情的持续，企业因财务损失和员工失业而逐渐减少与官方的合作。
尽管1918年末至1919年初因战时生产缩减出现了轻微经济衰退，但此次大流行病并未引发经济危机。流感对休闲娱乐行业冲击最大，然而在1918-1919年期间，民众本就因战争影响而囊中羞涩，鲜有闲钱用于此类消费。战争已让消费者养成节制支出的习惯，因此疫情的叠加对整体消费的影响微乎其微。当时多数劳动力集中在工业或农业领域，而工人染病对煤炭、钢铁、纺织和铜业等产业造成了严重打击，部分企业甚至无法完成战时政府订单。所有商业活动与消费的限制措施均被冠以爱国名义——既为抗击疫情，也为将稀缺资源优先用于战事。
公共机构也未能幸免，尤其是学校和教堂。在应对疫情方面，地方当局的合作程度与防控成效参差不齐。部分神职人员公然违抗关闭令，而有些教徒则干脆选择在其他场所而非惯常的教堂建筑内集会。
口罩被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认定为抵御病毒的唯一防护手段，许多地方因此颁布了强制佩戴口罩的法令。由于疫情爆发于战争期间，公共卫生宣传将佩戴口罩鼓吹为公民履行爱国义务的象征，但民众对戴口罩的抵触情绪依然强烈。
公众反应
各地（主要在州或市一级）的公众反应不尽相同。人们意识到，许多应对措施将在社会、经济和法律层面付出高昂代价。民众普遍秉持“清洁可有效预防疾病”的观念，并付诸行动。政府鼓励佩戴口罩、消毒以及勤洗手和清洗食物。公共建筑和公共交通工具也尝试进行消毒处理。清洁运动中使用的产品包括石灰乳、苏打碱液，以及通过蒸煮方式消毒的床上用品和衣物。此外，还建议民众经常清洁和通风住所。
人们被建议避免室内外人群聚集，因为这是疾病传播的最大风险因素之一。尽管一些地方颁布了禁令，但许多人对此置若罔闻，导致患者人数和死亡人数增加。还建议民众避免前往公共场所，尤其是出现流感症状或已感染者。居家隔离个人和家庭有助于遏制疫情传播。
其他出于善意、旨在抗击流感的建议还包括：饮食要简单且煮熟煮透，不随地吐痰，避免直接吹强风。当然，也有一些建议不仅毫无效果，甚至堪称荒谬，比如佩戴樟脑丸项链、漱口、烟熏消毒、喷洒石炭酸喷雾、生吃洋葱，以及组织大规模聚集活动，试图通过让更多人感染病菌，从而产生对疾病的自然免疫力。
全球疫情
这场大流行病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在非洲，西班牙流感浪潮被视为该大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短期灾难。这场病毒席卷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蒙巴萨、开普敦和弗里敦等主要港口传入，随后通过内河运输、移民流动、返乡士兵以及铁路建设等工程项目的劳工流动向内陆扩散。当地往往完全缺乏医疗设施，但当局至少鼓励保持社交距离、实施隔离，并关闭学校和宗教建筑等公共集会场所，同时暂停基本服务。这场疫情影响了社会各个阶层，导致150万至250万非洲人死亡。
其他地区的情况也颇为相似。在中国，逾250万人死亡，部分村庄的死亡率高达10%。不过，中国人可能因早前几波流感的侵袭，已对病毒产生了较高的自然免疫力。此外，传统中医的预防性治疗或许也在限制死亡人数方面发挥了作用。
印度也未能幸免于这场大流行，病毒随登陆孟买和卡拉奇的运兵船传入。随后，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又将病毒向内陆扩散。该病毒尤其侵袭20至40岁的人群，其中受影响最严重的是穷人、农村地区居民以及育龄期年轻女性（由此导致出生率下降了30%）。当时，该国本就饱受饥荒之苦，而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中心寻找食物，更是加剧了病毒的传播。同样，医疗设施和物资也捉襟见肘，不过至少流动发热诊所为病患提供了食物和治疗。据估计，死于该病毒的人数在1200万至1850万之间，但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远超5000万。
南美洲和中美洲同样遭受重创。多数死者年龄集中在24至44岁之间，巴西总统亦未能幸免。墨西哥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经历了三波疫情冲击。疫情高峰期，每日死亡人数达1500至2000人。为遏制病毒蔓延，当地采取极端措施，建立了一种类似卫生独裁的体制，限制政治势力干预医疗紧急事务管理。民众行动受到严格管控，同时实施了从宵禁到强制佩戴口罩等一系列防疫措施。
后果
这场大流行病于1919年春末结束。截至那时，全球近三分之一的人口遭到感染，约3%的人口（即5000万至1亿人）死亡。受影响最严重的群体是25至40岁的人。这场流感大流行除了造成大量人员患病和死亡外，还产生了持久影响，波及公共卫生措施、医学（尤其是新兴的流行病学和病毒学领域）、经济、艺术与文学等方方面面。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均未能幸免。
这场大流行病催生了大量医学创新。医生发现，向患者输入康复者血液的做法卓有成效，由此开启了血型鉴定时代，以确保输血相容性。随着科学家对病毒及一般疾病的认知不断深化，到二十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研究人员利用新型电子显微镜，开发出了观测病毒的技术。与此同时，科学家开始在鸡蛋中培养病毒，并据此发现了甲型和乙型两种流感病毒。到二十世纪30年代末，英美科学家开始测试一种新型流感疫苗。1944年，该疫苗首次用于士兵，次年便在平民中大规模接种。这些早期流感疫苗包含两种病毒，为如今的多价疫苗奠定了基础。用于研发早期流感疫苗的工具也被用于开发其他传染病疫苗。相关研究还增进了医学科学对基因的理解，1944年，人类DNA的遗传密码得以破译。
一战期间及战后的作家与艺术家们，纷纷在作品中反映这场大流行病带来的苦难与死亡。在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1925年）中，主人公克拉丽莎·达洛维因流感引发了心脏病。安妮·波特（Anne Porter）在《苍马，苍骑手》（Pale Horse, Pale Rider）（1939年）中，不仅自己感染了流感，而且悉心照料她康复的军人恋人，最终却因从她那里感染流感而不治身亡。T.S.艾略特（T.S. Eliot）于1922年创作的《荒原》（Wasteland），将饱受战争与疾病蹂躏的社会描绘成一片满目疮痍、机能衰退的伤痕之地。艾哈迈德·阿里（Ahmed Ali）的《德里的黄昏》（Twilight in Delhi）（1940年）则将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视为旧秩序终结、经济崩溃以及人类对早期疫情记忆缺失的象征，正是这种缺失，使得人们对1918年的疫情毫无准备。
艺术家们在自身饱受疾病折磨的同时，也描绘了创伤与绝望的主题。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1862-1918年）因流感引发中风去世。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1863-1944年）和约翰·辛格·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1856-1925年）虽感染疾病，但幸存下来。萨金特曾受英国政府委派，前往前线描绘英美联军的联合行动。战后，各类艺术纪念碑反映了人们在战争与疾病中的绝望感及应对方式。达达主义、包豪斯学派和抽象艺术运动探索新形式，创作更实用的物品，或脱离现实，超越字面意义与情感表达。
最后，在社会科学领域，1918年的大流行病削弱了优生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运动。这场疾病不分阶级、地位、收入、年龄等，一视同仁地侵袭着每个人。它动摇了社会上存在某种“优越”群体的观念。流感也削弱了人们因性格缺陷或身体缺陷而感染疾病的责任论。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年）的病情便是最好的例证。1919年，他在巴黎和会签署《凡尔赛条约》期间患病，出现发烧、咳嗽、腹泻、虚弱和神志不清等症状。许多作家曾认为威尔逊在巴黎期间中风（他在美国试图说服国会和民众支持国际联盟时也曾中风），但事实上，从症状来看，威尔逊感染的是流感。这场流感大流行席卷全球，对任何个人、地区或国家都不留情面，成为二十世纪最致命的大流行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