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欧洲（约公元476年至1500年）的宗教活动以天主教会为主导和指引。当时，大部分民众都是基督徒，而那时的“基督徒”即指“天主教徒”，因为起初该宗教并无其他形式。然而，中世纪教会的腐败现象，催生了如今被称为新教改革（即宗教改革）的运动。
早期的所谓原改革者，如约翰·威克里夫（约1330-1384年）和扬·胡斯（约1369-1415年），启发了马丁·路德（1483-1546年），而他们又受到早期被教会谴责为异端的宗教派别（如鲍格米勒派和纯洁派，以及其他众多教派）的启发，这些派别指出了教会的腐败和滥用职权行为。即便如此，尽管这些批评或许有其道理，但教会仍不忘其通过各类机构为民众谋福利的愿景，这些机构照顾病人、穷人、寡妇和孤儿，并为女性提供教育和职业机会。
诚然，在中世纪，教会专注于规范和界定个人生活，即便有人拒绝其教义，且神职人员往往并非最有资格者，但教会仍被视为上帝意志和存在的体现。教会的旨意不容置疑，即便明显看出许多神职人员更多是为自己谋利而非为上帝服务，因为即便上帝的工具存在缺陷，人们仍理解宇宙的创造者仍在掌控一切。
对教会权威的沉重打击来自1347年至1352年黑死病大流行期间，当时人们开始怀疑上帝的工具——那些无法阻止人们死亡或瘟疫蔓延的神职人员——的力量。尽管黑死病并非教会权力瓦解的唯一原因，但它对教会声称理解并代表上帝意志的说法提出了挑战。这一挑战未得到回应，并鼓励了像威克里夫和胡斯这样的神职人员进一步质疑，最终，路德的反对引发了新教改革（1517-1648年），打破了中世纪教会的权力。
教会结构与信仰
教会宣称其权威源自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授予。据《圣经》记载，耶稣指定其使徒彼得为“我教会所建的磐石”，并将天国的钥匙交予他（《马太福音》16:18-19）。因此，彼得被视为首位教皇、教会领袖，其他人均为其继任者，同样被赋予神圣权威。
至中世纪时，教会已形成一套既定的等级制度：
- 教皇——教会领袖
- 枢机主教（红衣主教）——教皇的顾问，教会管理者
- 主教/大主教——大教堂或地区的教会上级
- 神父——教区、村庄或城镇教堂的教会权威
- 修道院教团——由住持/女住持监督的修道院中的宗教信徒
教会坚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真神（如希伯来圣经所启示）的独生子，且这些经文（即后来的基督教《旧约》）预言了基督的降临。地球的年代和人类的历史均通过构成基督教《圣经》的经文揭示出来。《圣经》被视为上帝的话语和世界上最古老的书籍，被理解为一本指导人们如何按照上帝旨意生活，并在死后获得天堂永生的手册。
然而，根据教会教义，对《圣经》进行阐释对普通人而言责任过于重大，因此神职人员成为精神上的必需。为了与上帝交流或正确理解《圣经》，人们需依赖自己的神父，因为这位神父是由其上级授职的，而上级又是由更上一级授职的，这一切均在教皇——上帝在世间的代表——的权威之下进行。
教会等级制度反映了社会等级制度。人们生来就属于某个阶层，继承父母的职业，并像他们一样终老。社会流动极为罕见，因为教会教导说，人出生在特定的环境是上帝的旨意，试图改善自己的生活就等于声称上帝犯了错误。因此，人们接受自己的命运，并尽力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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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人们的生活围绕着教会展开。人们，尤其是女性，每日会前往教堂祈祷三到五次，且至少每周参加一次礼拜、忏悔以及表达悔过之意的赎罪活动。教会无需纳税，其开支由所在城镇或城市的居民承担。市民有责任通过缴纳其收入的百分之十作为什一税，来支持教区神父及整个教会。什一税用于支付洗礼仪式、坚信礼和葬礼的费用，也用于支付圣徒节和诸如复活节等圣日的庆祝活动开支。此外，什一税还用于支持社会机构，包括济贫院、孤儿院、学校以及无法自给自足的宗教团体。
在小镇教堂或城市大教堂里，会众生活的中心并非祭坛，而是洗礼池。这是一个独立放置的石制容器/盆，用于婴儿或成人洗礼——通常体积庞大且深度可观——它还被用来在有人被指控犯罪时判定其有罪或无辜。
为了洗清自己的罪名，一个人需接受考验，即被捆绑后投入洗礼池。如果被指控者浮在水面，这便明确表明其有罪；如果被指控者沉入水底，则意味着无辜，但被指控者往往会因此溺亡。
在英格兰国王埃塞尔斯坦（在位时间924-939年）统治时期，这种考验程序被编纂为法律：
如果有人承诺接受考验，则需在考验前三日来到负责主持考验（即祝圣考验仪式）的司祭处，仅以面包、水、盐和蔬菜为食，直至接受考验之日。在这三日里，他需每日出席弥撒，并在接受考验之日进行供奉、领受圣餐，并在接受考验前，按照普通法宣誓自己无罪。（布鲁克，107）
还有一种铁器考验，即强迫被指控者手持或携带一根烧红的烙铁。若此人能手持炽热的烙铁而手不被灼伤、不起水泡，则被视为无辜；但并无任何人被判定无辜的记录。还有一种水刑考验，则在溪流、河流和湖泊中进行。例如，被指控施行巫术的女性，常被装入麻袋，与她们的猫（被认为是其恶魔化身）一起捆绑，然后投入水中。若她们能设法逃脱并浮出水面，则被判定有罪，随后处决，但她们大多都会溺亡。
神明审判（如上述考验）与处决一样，都是一种公共娱乐形式，且与节日庆典、婚礼及社区生活中的其他活动一样，其费用均由民众向教会缴纳的什一税承担。一如往常，下层阶级承担了教会开支的大部分重担，但贵族也需向教会捐赠大笔款项，以确保自己在天堂有一席之地，或减轻在炼狱中的时间。
教会关于炼狱的教义——炼狱是介于天堂与地狱之间的死后世界，灵魂在此停留，直至为其罪孽付出代价——为众多神职人员带来了巨额财富。这些神职人员出售一种名为“赎罪券”的文书，承诺以一定价格换取在炼狱中停留时间的缩短。圣物则是另一大收入来源，不法神职人员常出售伪造的基督十字架碎片、圣人的手指或脚趾、一瓶来自圣地的水，或任何声称能带来好运或驱除不幸的物品。
中世纪的人们对教会的教义深信不疑，容不得半点质疑，任何疑问都不被容忍。一个人要么属于教会，要么不属于教会；若不属于教会，其与社区其他成员的交往便会受到诸多限制。例如，犹太人居住在基督徒环绕的特定街区，且时常遭受恶劣对待。法国国王铁锤查理（在位时间718-741年）在图尔战役（又称普瓦捷战役，732年）中击退了穆斯林对欧洲的入侵，因此除西班牙地区及从事贸易的行商外，当时欧洲的穆斯林极为罕见。
因此，一个不属于犹太教或伊斯兰教的欧洲公民，若想与家人、社区互动并谋生，就必须遵循教会的正统观念。若有人发现自己无法做到这一点（或至少无法表现得如此），那么唯一的出路便是加入所谓的异端教派。
腐败与异端
中世纪的异端教派无一例外都是对教会腐败现象的回应。教会通过什一税和丰厚的捐赠积累了巨额财富，而这种财富的积累反而激发了其对更多财富、进而更多权力的渴望。一位大主教能够、且时常会以开除教籍为威胁——被开除教籍意味着被逐出教会，从而失去上帝的恩宠，也无法与同胞进行商业往来——来恫吓贵族、城镇，甚至修道院，且往往无需任何正当理由。即便是像宾根的希尔德加德（1098-1179年）这样广为人知且虔诚的宗教人物，也会因与教会上级意见不合而遭受此类“惩戒”。
神职人员往往腐败不堪，许多情况下，他们仅凭家族影响力和庇护才得以任职。学者G. G. 库尔顿（G. G. Coulton）引用了1281年的一封信，信中作者警告称，“神父的无知会将民众推向错误的深渊”（259），并随后引用了昂热主教纪尧姆·勒迈尔（Guillaume le Maire）的信件，他写道：
神职队伍中充斥着无数品行卑劣、生活下贱之人，他们在学识与道德上均极不称职。他们可憎的生活与有害的无知引发了无数丑闻，致使教会圣事遭到平信徒的蔑视，在许多地区，平信徒甚至将神父视为[卑鄙之徒]。（259）
中世纪神秘主义者玛杰丽·肯普（Margery Kempe，约1342-1438年）曾挑战富有的神职人员，要求他们改革腐败现象；而近两百年前，宾根的希尔德加德（Hildegard of Bingen）以及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和扬·胡斯（Jan Hus）等人也曾发出过同样的呼声。
一些反对教会政策的人加入了其他宗教派别，并试图在自己的社区中和平生活。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法国南部的清洁派（Cathars），他们虽然与所居住或邻近的天主教社区有所互动，但拥有自己的礼拜仪式、宗教仪式和信仰体系。
这类社区时常遭到教会的谴责与摧毁，其成员惨遭屠杀，所有土地均被没收为教会财产。即便是一个恪守天主教教义的正统社区——如贝居安会（Beguines）——也因未经教会发起、而是自发响应民众需求而遭到谴责。贝居安会成员是过着修女生活的平信徒女性，她们为社区服务，所有财产共有，过着贫困与奉献他人的生活，但因未获教会认可而遭到谴责；14世纪，贝居安会及其男性对应组织贝居安会修士（Beghards）均被解散。
这些团体以及其他类似团体试图以《圣经》的经文权威为基础，主张精神自主，摒弃教会的一切仪式。清洁派认为，基督从未死在十字架上，因此也从未复活；相反，上帝之子是在更高的层面上为人类的罪孽作出精神上的献祭。他们声称，福音故事应被理解为运用象征性语言的寓言，而非对过去事件的静态历史记载。他们还进一步倡导神性中的女性原则，尊崇神性中的女性本原（被称为索菲娅），并为此奉献一生。
清洁派教徒生活简朴，为周边社区服务，不积聚财富，其神职人员也一无所有，甚至受到天主教徒的尊敬，被视为圣洁之人，而清洁派社区也提供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贝居安会虽从未宣称有任何异于正统的信仰，但她们在帮助穷人，尤其是贫困单身母亲及其子女方面，同样虔诚无私。然而，这两种运动都为人们提供了教会的替代选择，而这正是教会教义所谴责的。
宗教改革
自14世纪起，约翰·威克里夫及其追随者（被称为罗拉德派）便一直呼吁进行宗教改革。对于现代读者而言，或许难以完全理解为何当时无人认真尝试推动改革，但这仅仅是因为现代社会为宗教表达提供了诸多合法途径。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无法想象在罗马天主教会之外还存在任何有效的基督教信仰体系。
对于中世纪的人们而言，天堂、地狱和炼狱都是真实存在的地方，人们不敢因批评教会而触怒上帝，致使自己堕入被恶魔环绕的火湖，遭受永恒的折磨。因此，真正令人惊讶的并非为何没有更多人呼吁改革，而是竟有人勇敢地尝试改革。
新教改革并非旨在推翻教会的权力，而仅仅是又一次试图纠正教会滥用职权与腐败现象的努力。马丁·路德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德国神父与修士，他对所目睹的教会滥用职权现象，从忧虑逐渐发展为愤慨。马丁·路德于1517年发表的《九十五条论纲》中，严厉批评了出售赎罪券的行为，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毫无圣经依据、毫无精神价值的敛财手段，同时他还对教会的其他多项教义提出了反对。
1520年，教皇利奥十世谴责了马丁·路德，要求他撤回批评言论，否则将面临开除教籍的处分。路德拒绝收回自己的观点，于是，教皇利奥十世于1521年将其开除教籍，路德自此成为不法之徒。和在他之前的威克里夫、胡斯等人一样，路德所呼吁的仅是对教会政策与惯例的改革。和威克里夫一样，路德也将《圣经》从拉丁文翻译成了本国语言（威克里夫将《圣经》从拉丁文译成中古英语，路德则译成德文），反对神职主义（即认为信徒与上帝之间必须有一位神父作为中介的观念），并坚持认为，人们只需凭借《圣经》与祈祷，便能直接与上帝交流。当然，路德提出这些主张，不仅削弱了教皇的权威，还使得教皇、红衣主教、主教、大主教、神父等职位变得徒有其表、不合时宜。
路德认为，救赎是上帝的恩典，而非人类的善行所能获得，因此，教会要求人们所做的所有功德对永恒救赎而言毫无用处，这些功德只会充实教会的财库、助其修建宏伟的大教堂。由于德国的政治环境，加之路德自身的个人魅力以及对印刷术的巧妙运用，他的改革努力与先前的尝试不同，取得了成功。其他改革者，如乌利希·茨温利（1484-1531年）和约翰·加尔文（1509-1564年），也在各自地区继续推动改革，此后，还有许多人纷纷效仿。
结论
教会对于宗教信仰与实践的垄断被打破，一个精神自由程度更高的新时代就此开启，但这一过程并非毫无代价。新获自由的抗议者们满怀热忱，一心要摆脱中世纪教会的权威，在此过程中，他们毁坏了修道院、图书馆和大教堂，这些废墟至今仍散落在欧洲大地上。
正如教会自身代表在特伦特会议上所认识到的，教会未能展现出其应有的最佳状态，其神职人员往往更热衷于追求世俗财物与享乐，而非从事精神层面的修行。但与此同时，如前文所述，教会也曾创办医院、学院和大学，建立社会救助体系以照顾穷人与病患，并维持着多个宗教团体，为女性提供了抒发精神追求、发挥想象力与实现抱负的途径。在1347年至1352年黑死病肆虐期间，当无人愿意照顾病患与垂死之人时，教会竭尽全力履行其职责，这些机构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遗憾的是，新教改革在回应其所理解的教会腐败以及未能有效应对瘟疫爆发、提供合理解释与解决方案等问题时，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中世纪教会所做出的诸多善举。最终，不同的改革运动逐渐整合为如今为人所熟知的基督教新教各派别——路德宗、长老会、圣公会，等等——并建立了自己的高等教育机构、医院和社会福利项目。改革伊始，中世纪只有教会这一庞大而统一的力量；而改革之后，教会仅成为众多基督教宗教表达方式中的一种。
